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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梅隆财长想以高利率来阻止黄金外流到欧洲。
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许多人都视紧缩政策为痛苦的、但又是必需的解药。
费城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称：“这样一种经济动**的后果是不可避免的。
难道低利率货币政策能够纠正或扫除这种后果吗？我们不相信他们能够做到。”
（9）到1930年下半年，股市崩溃后暂时的平静不复存在了。
那年秋季，胡佛向拉蒙特抱怨卖空浪潮和其他有损国格和民族自豪感的不正当行径。
第二年，是股票市场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年。
尽管联邦储备委员会在1929年股市崩溃后，开始对整个金融体系的正常运营负责，但是在一些局部的、较小范围的危机中，摩根公司仍然发挥着辅助作用。
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义务解救每一个破产者、银行或者公司，它关心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摩根公司对于其政策的倾斜对象则给予了充分的考虑。
虽然它表示自己代表所有公众的利益，但事实上该公司真正代表的是它的顾客、旧友和银行界的同行。
摩根公司的部分实力来源于其对华尔街朋友们的忠诚，以及向银行家们和其他金融机构放贷时的慷慨大方。
这一切在股市崩溃后得到充分证实。
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董事长查尔斯·米切尔为例，在经济萧条即将发生之际，米切尔谈成了一笔使他的银行和谷物交易银行合并的交易；如果此举成功，他将创立世界上最大的银行，超过当时英国的米德兰德银行。
因为这笔交易生效要以国民城市银行的股票价格为基础，米切尔需要把它们保持在450美元的水平。
然而，股市崩溃期间，该公司的股票价格却跌落至这一底线之下，尽管国民城市银行下属的证券公司国民城市公司竭力吃进，也无法阻止其股票价格的狂跌。
那天，在他去上班的路上，米切尔顺便走访了华尔街23号。
出来时，他以自己拥有的国民城市银行股票作担保，借到了1200万美元的私人贷款。
其后，当他无法按期还款时，摩根公司又暂时充当了国民城市银行的第二大股东。
事后，米切尔是这样评价摩根公司的：“这个公司历来都是站在伦理道德、理解信任和领导能力的最高峰。”
（10）不管这种忠诚如何值得称道，摩根公司的这一举动从金融角度来说，是极为冒失的。
对客户的过分忠诚历来是摩根公司的一大缺陷。
有时它因陷得太深而难以自拔。
股市崩溃后，像范·斯韦林根兄弟公司这样的20世纪20年代金融界的杂技师，突然间失去了自我平衡。
他们经营的铁路公司过度举债，是股市崩溃时期最拙劣的角色。
酷似威廉·杜兰特和通用汽车公司20世纪20年代时的情形，范·斯韦林根兄弟在阿利甘尼股票价格不断下跌的时候，坚持吃进。
他们靠借款来购进股票，其结果只能使他们的亏损增大。
当时，他们没有听从摩根公司的委婉忠告，而是鲁莽地收购包括巨大的密苏里太平洋公司在内的铁路公司股票。
用信贷来收购已变成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一种嗜好。
在沸腾的1929年初，阿利甘尼股票的价格被发烧似的炒得很高，而到了1930年秋季，它却成了整个股票市场下跌的龙头。
仅在两个月内，其价格就从56美元一股跌到了10美元一股。
1930年10月23日晚，范·斯韦林根兄弟奥里斯和曼蒂斯，以及担保信托公司的代表，会集在汤姆·拉蒙特在东七十街的住宅里。
这对脸色阴沉、个头矮小的兄弟此时已欠他们的经纪人4000万美元的债务。
因为摩根公司和担保信托公司承办了范·斯韦林根兄弟的2亿美元证券的发行，它们认为自己不得不帮范·斯韦林根兄弟一把。
拉蒙特那时对铁路的发展前景是很悲观的，他已告诉胡佛总统，每天大约有200个富豪乘飞机抵达纽约市。
但他同时惧怕在与范·斯韦林根兄弟打交道的华尔街的经纪人中间，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损俱损。
因此，这两家银行联手组织了一个价值4000万美元的银团贷款，用来解救范·斯韦林根兄弟。
这个解救计划是经过精心策划并高度保密的，在发生私人破产时，很少以这种方式进行救援。
范·斯韦林根兄弟继续作为公司名义上的拥有者，这样，就不会有人怀疑他们的真实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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