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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挑选一位合适的美国记者来领导这项工作，曾遇到一些困难。
第一候选人是美联社记者珀西·温纳，他曾这样描述墨索里尼：“领袖是一位以千百万人民作画笔，以国家为画布的艺术家，他远远超过了典型的政治家或者甚至是独裁者，已无法用任何定义来表示。”
（33）当温纳的位置由一名盲目且煽情的奉承者取代之后，就连德马蒂诺也感到减轻了几分负担。
新闻小组的早期准备工作得到了拉蒙特的认可，这项计划最终是在他的意美协会的支持下进行的。
拉蒙特在意大利的“冒险事业”
暴露了另外一些问题。
那种个人色彩很浓的“关系银行业务”
意味着银行家将与客户分享利益，并和他们联为一体。
银行家们会感到有责任使客户的证券发行获得成功。
拉蒙特曾说，当摩根财团将大笔普通股票推向市场时，它便承担了一种责任，这不仅仅是要保证发行公司具有偿付能力，而且还包括该公司杰出和成功的管理。
这是昔日的伦敦传统。
皮尔庞特在处理那些濒于破产、恣意挥霍的铁路公司时，继承了这一传统。
现在这一传统变成了一项支持独裁者的政策，他们的债券由摩根财团来发行。
尽管向主权国家提供贷款有其政治意图和道义上的责任，这与传统的银行业务有所不同，但是“关系银行业务”
的方式却被完整地继承下来了。
摩根财团之所以不断介入意大利的业务，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梵蒂冈。
早些时候，教皇庇护十世曾后悔没有向皮尔庞特征求投资建议。
在1920年末，庇护十一世时期，罗马教皇的这一愿望总算有了结果。
新的关系还要归功于杰克·摩根和教皇的友谊。
在教皇担任梵蒂冈图书馆馆长时——他被称为拉蒂主教，那是他的早期化身——他就曾为摩根校勘过一套从埃及一所修道院的枯井里挖掘出来的60册古埃及语《圣经》古本。
他是一名精通早期基督教文稿的专家，一直在研究这些羊皮纸，直到人们能够读懂为止。
校勘工作整整花了12个春秋，这些古籍方退还到皮尔庞特·摩根图书馆。
对摩根和梵蒂冈关系更为重要的一个事件就是1929年的拉特兰条约，该条约解决了意大利与罗马天主教会58年的争端。
远在1871年，意大利控制了教皇的各个诸侯国，这些国家包括了几乎整个意大利南部，每年曾为梵蒂冈上缴数目可观的贡金。
1929年，墨索里尼不仅承认了梵蒂冈的主权，并且还为所占领的土地赔偿了9000万美元。
这笔巨款是以意大利政府债券的形式偿付的，相当于15亿里拉。
教皇请诺加拉帮助建立罗马教皇特别行政署，把意大利政府债券转为一种由各种不同股票构成的投资组合。
这项计划是秘密进行的，一年只出一份报告，由诺加拉亲自递交给教皇审查，然后教皇将报告存放在自己的保险柜中。
庇护十一世对诺加拉的投资计划不加任何限制，这位银行家有权进行股票、黄金、房地产以及股本投资。
诺加拉决定在国外的一些金融中心挑选最好的投资咨询公司，恐怕还是受到了他与富米的个人友谊的影响。
他选中了纽约的J.P.摩根公司、伦敦的摩根建富、巴黎的摩根公司（这是20世纪20年代末期巴黎分部的新名）、荷兰的米斯霍普公司、瑞典的瓦伦伯格家族的斯德哥尔摩思斯克达银行，以及瑞士联合银行。
梵蒂冈非常感激摩根银行提供的投资建议。
这位曾极力游说，试图阻止一位天主教徒进入哈佛大学监事会的杰克·摩根，将在梵蒂冈备受青睐。
教皇庇护十一世将同时向杰克和拉蒙特授予圣大格里高利十字勋章，嘉奖他们为梵蒂冈所提供的投资建议。
作为摩根建富公司和J.P.摩根公司的客户，梵蒂冈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为什么拉蒙特会如此爽快地为墨索里尼服务。
不管怎么说，魔鬼的作品已洒上了圣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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