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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怀特·莫罗担任红十字会日本基金的主席，“街角”
就成为救援工作的纽约总部。
谣传日本将发行自日俄战争以来在美国的第一笔债券。
拉蒙特致函时任日本大藏相的井上准之助，不主张这样做。
拉蒙特意识到在这种情况下，坦率比贪婪更有回报。
他在电报中说：“值此危难惨痛之时，众人正解囊相助，捐赠款项，达数百万美元，他们若在此时购买这批受援者的债券，岂不会相当谨慎。”
（7）
1923年底，日本人以其超常的韧性，恢复了东京的电力、煤气和自来水供应。
东京证券交易所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恢复了营业。
这场大规模的破坏有其有利的一面：它迫使日本淘汰了陈旧的工厂，兴建现代化工业厂房。
井上准之助通过宣布银行假日，拯救了很多金融机构，在日本成了英雄。
当三井财团重建其银行时，大楼白色大理石的正面是由特罗布里奇和利文斯顿设计的，这两位就是华尔街23号的建筑师。
有人看出三井财团对摩根财团顶礼膜拜尽在不言之中，对彼此之间新缔结的纽带十分重视。
灾难的情绪消除以后，拉蒙特开始着手争取日本政府成为摩根的独家客户。
日本人当年感到皮尔庞特态度粗暴，伤人感情——他因为要求贷款抵押品而得罪了日本人，因此他们乐于和库恩-洛布的雅各布·希夫做生意。
由于在日俄战争中提供了援助，希夫荣获日本天皇授予的圣宝勋章。
在20世纪20年代的华尔街，要窃取他人的好生意，而又遵循绅士银行家准则，实在是件很微妙的事情。
因此，诡计多端的拉蒙特向井上准之助的特使巽传授华尔街的礼节。
他狡诈地让这位特使代言，教他如何以可取的风格友善地违背契约。
事后拉蒙特解释他如何训练他的特使：
但是对于处理任何贷款的方式，我们坦率地告诉巽，我们认为他只有两条路可走：首先是去找库恩-洛布公司，向他们说明由于在20年前日俄战争期间的贷款业务关系，他们现在希望该公司能执行预期的业务；其二，作为一个完全不同的方案，告诉他们鉴于国家面临的民族危机，鉴于他们现在迫切感到必须得到整个美国投资界的合作，又鉴于纽约和伦敦市场之间的谨慎合作极为重要，他们已经决定邀请我们在预期的业务中担任主干事，料想他们的朋友库恩-洛布公司也会向他们表示，这是明智之举。
（8）
库恩-洛布现在太小了，已经不可能处理这笔计划中的1.5亿美元的日本地震贷款，这将是有史以来在美国市场上发行的最大一笔长期国外贷款。
由于据说是在大战中同情德国，该公司名誉受毁，处境困难。
在1924年2月发行债券时，摩根请其老盟友国民城市银行和第一国民银行作为银团的干事。
他们也邀请库恩-洛布参加，以安抚他们。
摩根私下可谓志得意满，但是对外言谈非常注意得体。
在伦敦还有一笔2500万英镑的姊妹贷款，现在巴林银行、施罗德和罗斯柴尔德也不得不邀请摩根建富参加对日本的融资。
这笔美元贷款的日程秘不宣露。
拉蒙特两次同国务卿休斯交谈，休斯说他很高兴“让日本人民见证两个伟大的英语民族对日本和日本人民的友好感情”
。
（9）华尔街融资再次表现了政府政策的转向。
聘请银行家作为事实上的大使有一个内在的问题，即他们可能会转而效忠外强。
毕竟私人银行家所受的传统熏陶是对客户绝对忠诚。
正如当年皮尔庞特会对铁路债券持有人负责，汤姆·拉蒙特感到对日本债券持有人也应同样负责。
摩根财团相信日本的成功与自己相关，因而感到必须为其重要的客户在政治上助一臂之力。
甚至由于摩根主持了这项巨额地震贷款，其合伙人也代表日本人卷入了政治争吵。
他们抗议“排除日本人法”
，此法的宗旨是阻止日本移民，颇有种族主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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