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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在战前出任全权公使，在五月十六日危机期间出任大使，但令许多人感到意外的是，此后他又不止一次被激进派内阁委以重任，代表法兰西政府执行特殊使命——诸如出任埃及债务稽查专员，他表现出处理金融事务的卓越才干，在任内做出重要贡献；这样一个激进派内阁，持保守立场的人士通常会拒绝为之效力，而以德·诺布瓦先生的经历、观点和社会关系，按说他也不该得到这个内阁的信任。
然而这些激进派的内阁部长似乎意识到，这样的任命足以表示事关法兰西民族最高利益时，他们胸襟的坦**，非一般政客所能及，《论坛报》称他们为股肱之臣，他们是当之无愧的。
总之，一个贵族姓氏所具有的威望，一次出人意料的遴选所产生的戏剧性效果，足以让他们从中得益。
他们也知道，请德·诺布瓦先生出山绝无后患，完全不必担心他会在政治上有二心，侯爵的出身不但无须戒备，反可看作一种担保。
在这一点上，共和派政府没有看错。
这首先是因为，一个贵族从小把自己的姓氏看作任何力量都无法褫夺的一种固有优势（与他地位相仿或出身门第更高的人，对这一优势的价值都有相当准确的认识），知道自己无须像诸多布尔乔亚那般，汲汲于发表见解不俗的高论、结交观念正统的人士而落得徒劳无功的结局，他明白那并不会为自己增添半点光彩。
另一方面，他又生怕被身份高于自己的亲王或公爵家族看轻，知道唯有在自己的姓氏上增添它所没有的东西，才不至于被他们小觑，而且倘若现在就和他们平起平坐的话，有了这些东西他就高他们一头了：那便是政治上的影响、文学或艺术上的声誉，以及巨额的资产。
布尔乔亚乐滋滋想要攀附的过气小贵族也好，一位亲王不会因此心存感激的华而不实的友情也好，他一概懒得去耗费精力，他把自己的精力慷慨地用于帮他谋得使馆职位或竞选赞助的政客（即便他们是共济会成员），用于帮他在不同领域中脱颖而出的艺术家或学者，用于所有能够助他一臂之力，让他赢得新名声或富裕婚姻的人。
不过就德·诺布瓦先生而言，长期的外交官生涯造就了他身上那种消极、保守、因循守旧的所谓政府精神，这种精神体现为所有政府所共有，尤其是政府下属使馆所共有的办事作风。
德·诺布瓦先生积多年职业生涯之经验，对反对派那些多少带有某种革命性、再怎么说也是不适当的手段，充满厌恶、恐惧和鄙视。
在市井平民和上层社会里都有一些见识浅薄的人，所谓人以群分在他们看来只是说说而已，而对大部分人来说，让他们相互靠拢的并非观点的一致，而是精神上的契合。
一位气质和勒古维[2]相近、应该是古典主义信徒的院士，会由衷地为马克西姆·杜冈或梅茨耶尔对维克多·雨果的颂词鼓掌，却宁愿冷落克洛岱尔对布瓦洛的褒扬。
凭着对民族主义的共同信仰，巴雷斯足以赢得选民的支持（他们想必并不很了解他和乔治·贝里先生有什么不同），却无法拉近他和法兰西学院同人之间的距离，那些同人和他政见一致，但气质不同，所以宁愿抛下他去为政敌里博和德沙内尔先生捧场，而这两位先生又让铁杆的保皇党人感到比莫拉斯和莱翁·都德更靠近自己，尽管那二位也希望王朝复辟。
德·诺布瓦先生说话不多，不仅仅是出于谨慎持重的职业习惯，也是由于每个字词在他眼里自有它的分量，自有它微妙的含义，像他这样的人，为使两国修好花费的十年心血，也就不过——在一篇演讲或一份备忘录中——归纳、体现为一个形容词而已，而在这个貌似平常的形容词中，他们却看到了整个世界的风云变幻。
因此，德·诺布瓦先生在外交委员会里素以冷峻著称。
而在这个委员会开会时，他总跟我父亲并肩而坐，大家祝贺父亲居然赢得了这位前任大使的友谊。
而对于这份友谊，第一个感到吃惊的就是父亲。
因为他生性不太随和，平日里除了几个要好朋友以外，不大有人爱和他交往，对此他一向是爽爽快快承认的。
他感到大使先生主动接近自己，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每个人对别人的好恶都基于一种观点，这种观点因人而异，即便一个人智力出众、情感细腻，你照样可以不把他放在眼里，照样可以不喜欢他，另一个人口没遮拦、嘻嘻哈哈，在大多数人眼里显得无聊、浅薄，你却说不定对他大为欣赏。
“德·诺布瓦又请我吃饭了；真是怪事。
大家都很惊讶，因为他平时在委员会里跟谁都没有私交。
我知道他准是又要对我讲一八七〇年战争那些让人激动的往事了。”
父亲知道，德·诺布瓦先生也许是唯一提请皇帝陛下关注普鲁士的军备扩张和战争企图的人，俾斯麦曾对他的才智倍加赞许。
而且最近，在歌剧院为迪奥多兹国王举行的盛大晚会上，报界人士注意到国王陛下和他交谈了很长时间。
“我得打听一下，国王陛下的这次来访是否当真意义重大，”
父亲这样对我们说，他向来对外交事务很感兴趣，“我知道诺布瓦平时是个守口如瓶的老头，可他跟我无话不谈。”
至于母亲，也许大使先生并没有她最欣赏的那种才智。
不妨这么说，德·诺布瓦先生的谈吐集了一种职业、一个阶层、一个时代——对这种职业、这个阶层而言，这个时代很可能永远不会完全终结——所特有的老式词语之大成，我有时很后悔没把听到他说的那些话原原本本记下来。
否则我就可以有一套现成的旧语汇，就像王宫剧院的那个演员可以毫不费力地拿出一顶顶帽子，人家问他这些令人惊奇的帽子是从哪儿找来的，他回答说：“帽子不用去找。
我一直藏着呢。”
总之，我觉得母亲认为德·诺布瓦先生有些过时，这并不是说他的举止有令她不快之处，而仅仅是指他的言辞——甚至不包括观念，因为德·诺布瓦先生的观念还是很时尚的——并不使她觉得有趣。
不过在她看来，既然他对自己丈夫表现出极为难得的情谊，那么在丈夫面前称赞这位外交官，就是体贴丈夫，有意让他高兴了。
她对父亲推崇德·诺布瓦先生给予肯定，进而鼓励他对自己也做出较高的评价。
她觉得这样做就是尽到使丈夫生活愉快的本分，正如她用心操持家务，让菜肴精美可口、仆人悄没声儿一样。
她不会对我父亲说谎，所以她尽力让自己学会看大使先生的优点，以便能真心实意地赞扬他。
再说，她自然也感受到了他那谦谦君子的风度、稍稍过时的礼节（考究到近乎刻板，比如他正挺直高大的身躯走在路上，一看见我母亲乘马车经过，会赶紧把刚点着的雪茄扔得远远的，抬起帽子向她致意）、极有分寸的言谈——尽量少谈自己，时时想到说些能让对方高兴的话，而他回信之迅速及时，更是出乎她的意料。
往往我父亲刚把一封信寄出，回信就来了。
父亲看着信封上德·诺布瓦先生的笔迹，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是莫非两封信碰巧错过了：简直就像邮局专门为他增设了收费很贵的开箱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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