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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说那年秋天，家里的大人都忙于办种种手续，跟公证人和承租的农场主洽谈，实在抽不出空，何况天气经常不好，他们更发不起兴，于是让我独自沿梅泽格利兹那边去散步，就成了常规，我出门总带一条很大的格子花呢长巾，下雨时可以遮在身上，不过平时我宁可斜披在肩上，因为我觉着这种苏格兰呢的条纹，弗朗索瓦兹看见一准有气，在她心目中，凡是跟服丧期不相称的衣服颜色，都是不能容忍的，何况我们对姑妈之死表现平平，早已使她大为愤然，因为我们没有大办丧筵，说话提到我姑妈时语调照常，我有时候竟然还要哼歌儿。
我相信，要是这种有关服丧须知的概念来自某本书，比如来自《罗兰之歌》，或者来自圣安德烈乡村教堂正门的浮雕，那么——这时我和弗朗索瓦兹就意见一致了——这些概念是会博得我的好感的。
可是弗朗索瓦兹一在我身边，就仿佛有个调皮的精灵在怂恿我去惹她发火，我会随便找个借口对她说，我之所以惋惜姑妈的去世，是因为她尽管挺可笑，毕竟是个好心的女人，而并不因为她是我的姑妈，她即使是我的姑妈，我照样可以讨厌她，照样可以不为她的去世感到难过，反正我说的这些话，我倘若是在一本书上看到，也会觉得尽是些蠢话。
这个秋天，我常常捧着一本书读上好几个小时，然后才去散步。
这样的散步让我感到格外愉快。
在客厅里看了一上午书，有些累了，我就把格子花呢长巾斜披在肩上，出门而去：身体长时间保持静止不动，积聚的活力和能量，得像一个脱手的陀螺那样，向四面八方耗散。
屋舍的墙壁，当松镇的树篱，鲁森镇森林的乔木，蒙舒凡斜坡的灌木丛，都承受过我的雨伞或撑棍的挥击，听到过我欢快的叫喊，挥击也好，叫喊也好，只是使我感到异常激动的杂乱无章的情绪的流露，都还没有到达思绪澄清后的平静，它们不愿等待缓慢而艰难的阐明，宁可选择一种更为轻松的即刻宣泄的途径。
我们对自己所感觉到的东西的所谓表达，大都无非是让其以一种模糊的方式离开我们的脑际，从而摆脱它们，凭这种方式我们是无法真正了解这些东西的。
我想列举我曾在哪些地方受惠于梅泽格利兹那边，有哪些琐细的发现是出于偶然以它为背景，或是受了它必要的启发才获得的。
于是我回忆起那年秋天，有一次在蒙舒凡背靠的灌木丛生的斜坡附近散步时，我突然有了个全新的发现，并因此大为震惊，那就是我们的印象与这些印象通常的表达居然会那么不协调。
刮风下雨整整延续了一个小时，可我心情挺好地冒雨而行，雨停以后，到了蒙舒凡的那个池塘边上，面前是一座重新铺过瓦顶的小屋，这是凡特伊先生的园丁堆放工具的地方。
经过雨水洗涤的金色太阳刚钻出云层，明晃晃地照耀着天空、树林、小屋的砖墙和依然湿漉漉的顶瓦——一只母鸡正在屋脊上踱着步。
一阵风过，墙缝的野草，母鸡的羽毛，都随着风的吹拂蓬了起来，伸张到不能再伸的地步，犹如充满惰性、很轻很轻的东西那样懒散而随便。
池塘在阳光下泛着亮光，小屋的瓦顶在池水里的倒影是粉红色的粼粼波纹，以往我从没留意过这种大理石花纹般的倒影。
眼看着池塘和墙面终于露出淡淡的笑容来回应天空灿烂的笑容，我挥舞手中的雨伞，激动地喊道：“嗨，嗨，嗨，嗨。”
但与此同时，我感到自己的职责不该仅限于这么空泛地喊叫，我得尽力探明我这么欣喜若狂的原因才是。
有时，在独处给我带来的欣喜之上，还会加进另一种我无法明确分辨的兴奋之情，那是由一种想望，想望突然有个农家姑娘出现在眼前，我可以把她紧紧搂在怀里的欲念所唤起的。
这种想望，在许多各不相同的思绪中间突如其来地冒将出来，我根本来不及弄清楚它的来由，伴着它而来的快乐，对我来说只是程度上比那种种思绪带来的快乐更为强烈而已。
我把所有此刻涌动在心间的印象：瓦顶玫瑰色的倒影，墙缝里的野草，心仪已久的鲁森镇，小镇附近的森林，镇上教堂的钟楼，全都归因于这一新鲜的激动，有了它，所有这些印象对我来说才显得更令人想望，因为我相信这激动是由这些印象唤起的，在这激动犹如强劲有力而又不明来由的顺风鼓满我的船帆之时，这些印象也但愿我能迅疾地驶向它们。
在我，对农家姑娘的想望，给大自然的魅力增添了某种更令人激动的因素，但反过来说，唯其有了大自然的魅力，这种因素才有可能延续伸展，否则姑娘的魅力就相当有限了。
在我眼里，树林的美，依然还是她的美，而远方的景色、鲁森镇的风光，以及我当年在看的书，其中蕴含的生命活力，都将由她的吻来传递给我；我的想象，受肉欲的影响而变得活跃起来，肉欲充斥全部想象，这种想望是无止境的。
正是这样——在这种时刻身处大自然，常会陷入一种幻想，惯常的举止收起来了，对事物的抽象观念也搁在了一边，我们本着一种执着的信仰，深信自己所在的地方是与众不同、有其独特个性的——这种想望所期待的路人，我觉得并非女性这一普遍概念随意的落实，而是这片土壤必然的、本来的产物。
当时我身外的一切，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在我都显得那么珍贵，那么重要，他们都变成了一种成年人觉察不到的格外真实的存在。
土地和人，我不再将他们分开了。
我想望梅泽格利兹或鲁森镇的农家姑娘，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正如我想望梅泽格利兹和巴尔贝克。
要是我随意变更这些环境，她们所能给我的欢乐，或许就会显得有些虚幻，我或许也就不相信真有这种欢乐了。
在巴黎结识一个巴尔贝克的渔家女或者梅泽格利兹的农家姑娘，好比收到一包从未在海滩上见过的贝壳，或者一把从未在森林中见过的蕨草，那无异于从这姑娘带给我的欢乐中，删除了让我的想象在其中驰骋的全部背景。
而像我这样徘徊在鲁森镇的森林里，遇不见一个可以拥入怀中的农家姑娘，这就等于不知道这片森林中的宝藏隐匿在哪儿，等于没有领悟它那幽深的美。
我心目中的姑娘，身披透过浓荫投下的点点光斑，在我，她就好比当地的一株植物，但品种优于其他植株，而且比起其他植株来，它的构造让我更容易亲近此方水土深邃含蓄的风味。
我能轻易地相信这一点（而且相信，她给我的抚爱，自会有其独特的意味，任何别的女性都无法让我尝到这种欢乐），是因为我当时人还小。
好多年以后，我才懂得如何从给我过这种欢乐的众多女性，从对她们的占有中抽象出这种欢乐，在对她们的占有中，这种欢乐被归纳成了一种普遍概念，而从此以后，那些女性就成了获取这种始终同一的欢乐的可以互换的工具。
这种欢乐甚至并非作为一个男人追求女人的目标，或者作为事先感到激动不安的缘由，而单独、个别、明确地存在于我的意识中。
我差不多没把它想成一种即将获得的欢乐，而就那么管它叫女性的魅力了；这是我没想到自己，而让思绪停留在自己之外的缘故。
它以内在而隐蔽的方式等待着，仅仅在它迸发的这个瞬间，才带来如此美妙的狂喜，我们身边某个女性的眼波流转、香唇送吻所引起的那些欢乐，往往被我们当作对这位女伴善良的心地、感人的眷爱的感激之情（感激的程度，由她给我们的恩惠和幸福慷慨与否而定）的那些欢乐，都在这个瞬间达到了极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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