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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外面看，由于它临着的那个交叉路口比较低，所以粗陋的外墙在底部垫了一层由毛毛糙糙的砾石砌成的墙基，全是小石子像皮刺似的戳在外面，看上去真是没点儿教堂的况味，彩绘玻璃的窗洞似乎又开得特别高，整堵墙的外貌与其说像教堂，倒不如说像监狱。
当然，后来当我回忆起所有那些我见过的其他教堂辉煌的后殿时，我从来不曾想到把它们跟贡布雷的后殿进行对照。
只是有一天，在外省的一条小街道的拐角处，我瞥见三条街道交会的路口对面，竖着一堵加高过的墙，墙面毛毛糙糙，彩绘玻璃窗的窗洞开得很高，外观就跟贡布雷的后殿一模一样的不对称。
当时我并没有像在夏特勒或是兰斯那样去考虑宗教感情在那儿是何等有力地表现了出来，但我情不自禁地脱口喊出：“教堂!”
教堂!我们这熟稔的所在啊。
它的北门坐落在圣伊莱尔街上，位于拉潘先生的药铺和卢瓦佐夫人住宅之间，跟这两户邻居紧挨着；倘若贡布雷的街道上有门牌号码的话，它作为贡布雷的一户住宅，准也有个门牌号码，而且恐怕邮差每天早晨来送信的时候，在前脚从拉潘先生的铺子出来，后脚还没进卢瓦佐夫人家的当口，也该在它前面停一停；然而在教堂跟所有不是教堂的住所之间，始终存在着一条我的理智无法逾越的界限。
卢瓦佐夫人家窗台上的那盆吊钟海棠有个坏习惯，老爱把耷拉着脑袋的枝条到处乱伸，枝头的花骨朵儿长大以后，总又迫不及待地要把自己血色极好、红得发紫的脸颊凑到教堂阴暗的墙上去凉快凉快，但尽管如此，这些吊钟海棠在我的心目中并未因此而变得神圣起来；在这些花儿和它们所投身的黑乎乎的石块之间，虽然我的肉眼看不出间隙，但在我的心灵里却始终保留着一道鸿沟。
从很远的地方就能认出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贡布雷还没有在地平线上露面的时候，钟楼那令人难忘的身影，就已经远远地呈现在眼前了；复活节前的那个星期，我们从巴黎乘火车驶来的当口，父亲瞥见了这座在天空上轮番画过一道道弧线、尖顶上的风信鸡四下转动着的钟楼，就冲着我们说：“嗨，把毯子收拾好，咱们到了。”
还有一次我们从贡布雷出发做长距离散步，沿着一段狭仄的小路走到一个地方，眼前骤然间出现一片非常开阔的空地，前方匝绕着一围丛林，远远望去，只见圣伊莱尔教堂钟楼优雅的尖顶高耸在参差不齐的林木之上，但它显得那么纤细，粉红的色泽又是那么淡然，看上去就像是有谁为给这片景色、这幅大自然的杰作添上一抹艺术的痕迹，一道仅有的人为的印记，才用指甲在天际划了这么个道道似的。
当我们走得更近，能瞧见挨在钟楼边上显得稍矮的那座半圮的四方形塔楼时，使我们感到惊异的，是塔身石块的那种黑里泛红的色调；在秋雾弥漫的清晨，不妨这么说吧，就像有座色泽如地锦草[45]似的红彤彤的废墟，耸立在大片暗紫色的葡萄丛中。
我们回家路过广场时，外婆常会叫我停下望望这座钟楼。
塔楼上的窗户两扇一组，分层排列，彼此间的距离保持着一种准确、别致的比例关系，这种比例关系所具有的美感和尊严，并不只适用于人的五官哩。
每隔一阵就从塔楼窗口飞出一群乌鸦，它们凌空落下，聒噪着打着旋，仿佛那些先前任凭它们嬉戏而视若无睹的古老的石块，顷刻间变得无法容身，成了**之源，把这群惊惶不安的暮鸦轰了下来。
随后，它们在暮霭沉沉的紫红色天幕上扑翅斜飞一通，突然又安静下来，重新飞回塔楼栖息，不安之源重又变成了福地；一些乌鸦上下错落地停歇在一个小钟楼的尖顶上，看起来像一动不动，但说不定是正待啄食小虫，就像海鸥以渔人般寂然不动的姿势停歇在浪尖上一样。
我不太知道为什么，外婆总觉着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超尘脱俗，从而使她更爱大自然（当人类的双手不曾像我姑婆的园丁那样去玷污它的时候）和天才的杰作，认定它们对造福人类都有重大影响。
虽然人们所见的教堂的每个部分，都通过一种它天赋的思想显示着它与所有其他建筑的区别，然而让它真正意识到自己的价值，表明自己独具个性、责无旁贷的存在的，似乎还是这座钟楼。
这座钟楼在为它立言哩。
我隐隐约约地觉得，外婆在贡布雷的钟楼上找到了对她来说这世上最可珍贵的东西，那就是自然的风致和卓异的气度。
她不懂建筑，但她爱说：“孩子们，你们爱笑我就笑吧，可我觉着，或许它不合规范，并不漂亮，可是那古里古怪的老派模样儿，让我瞧着挺受用。
我敢说，要是它会弹琴的话，一准不会弹得干巴巴的。”
她注视着钟楼，目光随着它徐徐升起，顺着塔身石块虔诚地倾向天空的斜势，眼望着两边的斜面彼此愈靠愈近，犹如双手在合掌祈祷，她的整个身心都跟尖顶的取势融为一体，目光也仿佛随它向天而去；与此同时，她朝向塔身陈旧剥蚀的石块亲切地笑着，此刻仅有塔尖沐浴在夕阳的余晖中，而一旦整个塔身进入这抹夕照的范围，就会敷上一层柔美的色调，仿佛骤然间升得又高又远，好似一支用假声升高八度演唱的歌。
圣伊莱尔教堂的钟楼，赋予所有的行业以象征的标志，赋予所有的时刻以美好的意义，也赋予所有关于城市的观点以真正的价值。
从我的房间里望去，只能看见它那深灰色的板岩墙基；但当我在夏日的某个星期天炎热的早晨，望见这些板岩犹如一轮黑太阳那样熠熠生辉的时候，我就会对自己说：“我的天主!九点啦!得准备去望大弥撒了，要是我还想有时间先跟莱奥妮姑妈道个别的话。”
而且我能确切地知道广场上的光线是什么颜色，我也知道市集上热浪滚滚，尘埃飞扬，我还知道店铺的凉棚投下浓荫，而妈妈也许会赶在望弥撒前走进去买几块手帕，店堂里散发着一股坯布的气味，掌柜的挺起腰来吩咐伙计拿货给妈妈挑选，他已经准备关门打烊，刚在后间换上了节日的上衣，正在洗手哩，说起这双手，他还有个习惯，每隔五分钟就要带着一副踌躇满志、雅兴大发的得意神情搓这双手，哪怕生意再不景气，也照搓不误。
弥撒过后，我们到泰奥多尔的铺子吩咐他送一只比平时大些的奶油圆球蛋糕上门，因为我的表兄弟趁今儿天气好，要从蒂贝尔齐赶来跟我们一起用午餐。
钟楼耸立在我们面前，就像一只烤得金黄松脆的祝圣大蛋糕，鳞片似的砖瓦和松脂似的墙面，在阳光下闪烁着，锋利的尖顶直刺蓝天。
傍晚时分，当我散步回来，想到过一会儿就要跟妈妈道晚安，就要再也见不到她了，这钟楼在一片薄暮中反倒显得格外温柔起来，它看上去犹如悬在苍茫的天际，像一只褐色的丝绒靠垫似的往后倚去，天空在它的轻压下微微凹陷进去，给它让出地方，并随即又团团围在它的四周；鸟儿绕着钟楼盘旋飞翔，它们的叫声仿佛更为钟楼增添了几分静谧，尖顶也越发显得高远，整个钟楼有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意味。
即使当我们走在教堂背后的街上，看不见教堂的时候，周围的一切，其位置似乎仍是根据这座不时在屋宇间冒出头来的钟楼而定的，而且正因为这钟楼是在看不见教堂的情形下出现的，或许它才更能拨动人们的心弦。
当然，有许多别的钟楼从这样的角度看过去要更美得多，我的记忆中有好些高耸于屋宇之上的钟楼的图景，跟贡布雷阴郁街巷构成的图景相比，确是另有一种艺术旨趣。
我不会忘记巴尔贝克邻近的那座趣味盎然的诺曼底城市，城里有两座可爱的十八世纪的宅邸，对我来说，这两座宅邸在许多方面都亲切而可敬，当我从那台阶通往河沿的美丽花园望过去的时候，可以看见一座遮蔽在宅邸后面的教堂露出的哥特式尖顶，它高高地矗立着，看上去就像是在两座宅邸终止之后，再高踞其上，而它的模样是那么与众不同，那么弥足珍贵，那么节节向上，那么红而不艳，那么光泽迷人，在我眼里这个有如某种闪着珐琅的寒光、塔形贝壳似的紫红色的尖顶，仿佛夹在沙滩上两颗紧挨着的美丽的卵石中间，而又超脱于它们之上。
甚至在巴黎城里一个最丑陋的街区，我也记得有那么一扇窗户，从那里看出去，穿过一街一街鳞次栉比的屋顶所构成的近景、中景，乃至远景，可以望见一座紫色的钟楼，有时它会变成淡红色，有时在从暮色中迭现出来的最典雅的影像上，它还会呈现一种由灰色调衬托着的黑色，那就是圣奥古斯丁教堂的圆顶钟楼，它使巴黎的这处景观具有了皮拉内西[46]笔下某些罗马风光版画的特点。
可是，无论我的记忆以何种风格来描绘这些纤小的版画，其中任何一幅都没能体现出我早已失去的那种感情，那种使我们不是把某一对象当作观赏的目标，而是把它看作一种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感情，它们全都没能如同从教堂后面的街巷所见到的贡布雷钟楼景观这样，深刻地影响我整个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下午五点钟我上邮局去取信时，在左边跟我才隔开几幢房屋的地方，会冷不丁地瞥见它那孤零零的尖顶耸起在一排屋顶之上；要是我不想往那个方向走，而是想到萨兹拉夫人府上去问个安的话，我就会看着这排屋顶沿着斜坡的另一侧通往低处，知道过了钟楼以后，到第二个街口就得拐弯了；要是我走得更远，往车站的方向而去，那么从斜刺里还能瞥见它展现屋脊和墙面的新的身影，好比一个刚体在旋转时冷不防被我觑见了似的；倘若从维沃纳河的岸边望去，由于透视的缘故，教堂后殿仿佛正在积聚力气，使足劲儿迸发出钟楼借以将尖顶引向云霄的力量；无论哪种情形，所有的一切最终都会回归到它身上，它永远凌驾于其他一切之上，以它那出其不意地出现在人们眼前的小尖塔，审视着全镇的房舍，这小小的尖顶矗立在我面前，就像是天主的手指，尽管天主隐迹于人群之中不露真身，但我并不会就此把他混同于芸芸众生啊。
直到今天仍然如此，要是在一座外省的大城市，或者在巴黎某个我不熟悉的街区，有哪位给我指路的行人，远远地指给我看前面那条街的街角上一家医院的大钟，或是一座修道院顶端像戴着僧帽的钟楼作为指示方位的标志，我总会隐隐约约地发觉在它身上有某些跟我那亲爱的、业已消失的形象颇为相似的地方，倘若这位行人转过身来想看看我有没有走错路，他准会惊愕地瞅见我还没迈步，兀自呆望着那座钟楼，忘了散步，忘了买东西，一连几个小时，寂然不动地伫立在那儿，在记忆深处寻觅着，感觉到在我内心深处有了一些从忘川夺回的正在干涸、正在重建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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