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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到这封信以后，每次午餐时邮件送上来的时候，如果有他的来信，我都会一眼就认出来，信就像一个人不在时所显示的第二张脸，就凭这张脸的轮廓线（笔迹），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人的内心，如同我们可以从他鼻子的格局或嗓音的抑扬看到一样。
现在，侍者来撤掉桌上的餐具时，我总是耐心地坐在餐桌旁边，倘若这不是那帮少女到大堤上来的时候，我就并不一味望着大海那边。
看了埃尔斯蒂尔的水彩画以后，我尝试着从周围的事物中去发现诗意：依然斜放着的餐刀，透出停顿的意味；一块折皱的餐巾圆圆地鼓起，阳光为它添上一块丝绒般的黄色；喝了半杯的玻璃酒杯，越发显得身姿婀娜，有如凝聚着浓缩的日光的半透明杯底里，剩留的红酒色泽很暗，却闪烁着点点光亮；器皿移动着位置，里面的**在光照下变幻着颜色；高脚水果盘里剩下的半盘李子，从绿变到蓝，又从蓝变到金黄：古色古香的椅子，每天两次给请到餐桌跟前，桌布就像铺在美食节的展台上，牡蛎的壳里还有几滴晶莹的液汁，宛若石雕的圣水盂里的圣水；我想方设法从以前没留意的地方，从最常见的物件，从静物的深沉生命中探寻美的真谛。
圣卢离去几天以后，埃尔斯蒂尔经不住我的撺掇，答应举办一次小型聚会——我在这个聚会上可以见到阿尔贝蒂娜。
我春风满面、风度翩翩（这是暂时的，归功于长时间的休息和精心的打扮）走出大酒店时，颇为没能把自己的魅力（以及埃尔斯蒂尔的声望）用于征服某个更加有趣的人而感到遗憾，我的魅力仅仅用于赢得认识阿尔贝蒂娜的这点欣喜，未免可惜了。
既然肯定能见到阿尔贝蒂娜，我的理智就不觉得这份欣喜特别珍贵了。
可是在我心里，意愿不曾有片刻分享过这一感觉。
无论我们的性格怎么变来变去，意愿永远是这种或那种性格的义仆；他不显山不露水，不为人看重，却始终忠心耿耿，不管我们如何变来变去，一刻不停地为我们打理操劳，唯恐我们缺这缺那。
原来打算好的一次旅行，眼看就要成行，理智和情感却发难了，说得好好想想是否值得这么走一趟，意愿了解这两个好说闲话的主子，知道倘若旅行泡了汤，他俩即刻就会觉得这次旅行如何如何精彩。
意愿听任他俩在火车站前喋喋不休，越说越拿不定主意；不过，他先去买好了车票，在开车前把我们安顿在了车厢里面。
他的不变，堪与理智和情感的多变媲美，但由于他总是三缄其口，从不申述理由，所以他的存在几乎被人忘了；但当我们身上其他的性格元素确确实实知道自己没辙的当口，他们就会跟着他，按他始终如一的决定行事。
所以，当我瞧着镜子，心里想着自己的理智和情感都指望把这些徒有其表的小饰物留着，到下次再派用场的时候，他俩还在为是否值得去结识阿尔贝蒂娜而争论不休呢。
不过我的意愿没让我错过出门的时间，他交给车夫的正是埃尔斯蒂尔的地址。
事已如此，理智和情感纵然觉得可惜，也只好罢休了。
倘若意愿给的是另一个地址，他俩十有八九也会给蒙在鼓里。
过了没多久，我来到埃尔斯蒂尔府上，起先我以为西莫内小姐还没来。
是有个姑娘坐在那儿，但她穿着绸裙，没戴帽子，我没法儿把她跟那位头戴马球帽、推着自行车在大堤上走过的少女在我心中留下的倩影吻合起来，我在这个姑娘身上既没见到那头美丽的秀发，也没认出我心仪的鼻子和脸色。
可她就是阿尔贝蒂娜。
但我知道以后，仍然没去和她打招呼。
一个人年轻时，逢到社交聚会的场合，他的自我就会不复存在，他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不同的人，置身沙龙这个全新的天地，受另一种道德规范的约束，全神贯注于跳舞、牌局以及周围的男男女女，倒像这些第二天就会被忘记的人和事，比什么都重要似的。
为了过去跟阿尔贝蒂娜谈上话，我不得不沿着一条不由我安排的路线往前走去，先是停在埃尔斯蒂尔跟前，然后从一群群来客旁边经过。
有人在告诉他们我的名字，随后沿着自助餐台往前，停在那儿听着刚开始演奏的音乐，吃了人家递给我的草莓挞。
我觉得，这么一路走来的这儿一停那儿一停，似乎都跟认识西莫内小姐一样重要，把我介绍给她，只是其中的一停而已，在那以前几分钟，我居然完全忘了这是我此次前来的唯一目的。
不过，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真正的幸福也好，巨大的不幸也好，又都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等待了一年之久的那个让人欢喜或是心忧的答案，心爱的人儿却是在大庭广众告诉我们的。
有那么多人在场，你必须继续跟人交谈，一个接一个地转换话题，做足表面文章，往往还没来得及等那藏得很深而又局限在一点附近的记忆露头，不幸就已经降临了。
倘若那不是不幸，而是幸福，那么有时候会在过了好几年以后，我们方才想起自己的感情生活中曾经发生过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而在当时，比如说在某个社交聚会上，尽管我们去那儿的目的就是期待发生这么一件事情，可是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去关注它，甚至几乎都没意识到它的存在。
埃尔斯蒂尔要我过去，想把我介绍给坐在稍远处的阿尔贝蒂娜，可我先吃下了一块咖啡蛋糕，还饶有兴味地请一位刚认识的老先生给我仔细讲讲诺曼底某些集市的情形，这位老先生称赞我插在纽孔里的玫瑰花漂亮，我正想取下送他来着。
这并不是说，接下去和阿尔贝蒂娜的认识没让我感到快乐，或者在我眼里没什么要紧。
这种快乐是回到酒店，独自待在房间里，重又变回原来的我以后，才体味到的。
快乐，就好比拍照，心爱的人在场时，你得到的仅仅是一张底片，要等回到自己的住处，进入内心的暗房，把底片冲印出来以后，看到的才是照片。
而这暗房的门，有外人在场时永远是禁止开启的。
虽然认识阿尔贝蒂娜的喜悦如此这般地推迟了几个小时，这次介绍的重要性，我却是立即就感觉到的。
被介绍给别人的当口，尽管我们感到自己就像一下子中了头彩，拥有了一张已经寻觅了几个星期的，日后可以兑现快乐的凭单。
但是我们心里很清楚，得到这张凭单意味着一些事情的终结：不仅那艰难的寻觅——这样的寻觅反而让我们充满喜悦——就此结束，而且某个在我们的想象中变了形，我们惴惴不安地生怕没法儿结识他，他也就因此变得非常高大的那个人，也就此不再存在了。
一旦我们的名字从介绍人口中说出，尤其是（像埃尔斯蒂尔这样）加上了好些赞美之词——这一庄严的时刻，好似童话故事中巫师念咒把一个人变掉的那一刹那——我们心心念念想去接近的那个姑娘就消失了，先不先，她怎么还可能是原来的样子呢，既然——这位陌生的姑娘总得注意一下我们的名字，而且对我们看上一眼——在昨天还位于无穷远处的双眸（我们以为自己那游移不定、无望而散乱的目光永远也不会和她的目光交会）中，我们所寻找的意识清晰的目光、莫测高深的思绪，已经神奇而又自然地被我们犹如在一面冷笑着的镜子里看到的自己的形象取代了？虽说我们转化为原先好像不可能的另一个人，这件事本身就在最大限度上改变了我们刚被介绍给她的那位姑娘，但是她的整个形态还是相当模糊的；我们不禁会思忖，她究竟是神像、桌子还是脸盆。
然而，这位陌生的姑娘就像吹制蜡像的匠人（他们在五分钟里就能当场吹出一个半身像）一样灵巧，她只要过来对我们说几句话，刚才那个形态就会清晰起来，具有一种很明确的意味，将我们的欲念和想象在前一天做出的种种假设排除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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