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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是不是伯爵，完全是无关紧要的嘛。”
她也许觉得这毕竟还是有点要紧的，于是接着说：
“首先，我不敢肯定他就是伯爵，再说，即便是又怎么了，这位在诗中写到家族‘盾形纹徽上端饰章’的先生，血统肯定高贵不了。
可是读者喜欢看他这么写，觉得兴味盎然!这就像缪塞，这位巴黎的小市民，大言不惭地说什么：‘我的头盔上饰有金色的雀鹰。
’一个真正的贵族是不会这么说的。
不过缪塞至少还有诗人的才情。
而德·维尼先生，除了《森-马尔》[204]，他写的都是些不堪卒读的东西，我一看就犯困，拿在手里的书会掉在地上。
莫莱先生的聪明才智，是德·维尼先生无法企及的，他在代表法兰西学院对德·维尼先生致欢迎辞时，狠狠地把他修理了一顿。
怎么，您没听说过他的演讲？那可是一篇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杰作。”
我们已经看见酒店了，第一天晚上充满敌意的灯光，此刻显得那么柔和，那么让人有安全感，俨然是温暖家园的标志。
马车驶近酒店大门，门房、大堂侍者和开电梯的侍者，全都围在台阶上恭候，我们的迟到让他们隐隐感到有些不安，人人都显得殷勤而纯朴。
如今他们已经是我们的熟人，他们的形象会在我们的人生中变来变去变上很多次，正如我们自身也在不断变化一样，但在某个时期中，他们不啻我们的一面镜子，忠实而友好地映照出我们的习惯，让我们感到很亲切。
比起那些好久没见面的朋友来，我们更喜欢他们，在他们身上可以更多地看到眼下的我们的影子。
只有那位穿号服的侍者，是孤零零的，他白天在骄阳下晒过，此刻已经挪了进来，裹着抵御夜晚寒气的呢子制服，橘红色的头发像树丛的枝叶，红得出奇的脸颊有如两朵花儿。
瞧他这么置身在四周都是玻璃的大堂里，让人想起一株被移进暖房御寒的植物。
我们下车时，好几个侍者过来相帮，其实根本用不着这么多人，但他们觉得这个场面很重要，自己非在里面扮演个角色不可。
我饥肠辘辘。
跟往常一样，我不想错过开饭的时间，就干脆不回房间——它终于确确实实成为我的房间了，瞧着那紫色高大的窗帘和低矮的书柜，我感到自己是在和那个自我，那个由物件（和人一样）向我提供映像的自我单独在一起——和大家一起坐在大堂里，等领班过来招呼我们用餐。
这时，我们又可以听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侃侃而谈了。
“我们叨您的光了。”
外婆说。
“哪儿的话!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的女友笑盈盈地回答说，语调拖得长长的，声音婉转而动听，跟她平时直来直去的声气反差很大。
其实，她在这种时候是不自然的，她想到的是从小受的教育，是一个贵妇人对布尔乔亚应该显示的贵族风度，也就是说，她应该显得挺高兴和他们在一起，没有一点架子。
在她身上，唯一真正失礼之处，正是她的过分客套；人家从中看到的，是圣日耳曼区贵妇人习惯成自然的做派，在这些贵妇人眼里，某些布尔乔亚就是自己日后要与之打交道的心存不满的家伙，她们不放过任何机会，想方设法在自己善待他们的这本账簿上，早早安排下一个贷方差额，以便日后在借方栏目里写上这些人不在邀请之列的正餐和晚会。
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所属阶层的天性，影响着她的一生，尽管现在情况有了变化，对象已经不同，尽管她在回巴黎以后会乐于常常在家里见到我们，但这种天性全然不顾这些，仿佛留给她显示她待人如何无微不至的时间已经很仓促似的。
在我们逗留巴尔贝克期间，这种天性急不可耐地驱使着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频频给我们送玫瑰和甜瓜，借书给我们，陪我们乘车出游，亲切地和我们长谈。
就这样——正如令人目眩的海滩美景、色彩缤纷的灯火以及房间里海底般的幽光，甚至如同让商人儿子被尊为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马术课——德·维尔巴里西斯夫人日复一日的殷勤相待，以及外婆接受这份殷勤时那种夏日般短暂的无拘无束，都作为海滨生活的亮点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我觉着这位先生是生气了，”
侯爵夫人说，“他大概自以为高人一等，您把披肩递给他，他不乐意了。
我记得德·纳穆尔公爵[205]在他还很小的时候，有一回挟着一大包信件报纸，走进家父在布永府邸顶层的房间。
我觉着眼前还能看见王子穿着蓝外衣，站在我们家雕花房门跟前的情景，门上的木雕，我觉着该是出自巴加尔之手。
您知道，这位木雕高手有时会用柔韧的细木条做成蝴蝶结和花儿的形状，看上去就像缎带缚着一束花似的。
“‘给您，西律斯，’他对我父亲说，‘是下面的看门人让我带给您的。
他对我说：“反正您要上伯爵先生那儿去，就省得我跑一趟楼梯了，不过您得当心，别把绳子给弄断喽。”
’
“好了，既然你们脱了外衣，那就坐下吧，来呀，您坐这儿。”
她拉着我外婆的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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