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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会说,“很好啊!这个围着橘红披巾的小姑娘,真的很好。”
或者,“可不是!这支军队行进在小城街上的场景,写得真好!”
他的文体,与时代并不完全合拍(而且他有一种法国情结,不喜欢托尔斯泰、乔治·艾略特、易卜生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他赞扬一种文体常用“柔和”
这个词。
“可我,在夏多布里昂的《阿达拉》和《朗赛传》里,还是更喜欢《阿达拉》,我觉得它更柔和。”
他说这话,就像医生听病人抱怨说喝了牛奶胃不舒服,回答病人说:“可它挺柔和的。”
确实,贝戈特的文体中有一种和谐之美,跟古人称颂的某些演说家庶几近之,但现代语言不讲究这一点,我们习惯于现代语言,也就难以领略此中的情趣了。
人家称赞他作品中的某些篇章时,他会腼腆地笑着说:“我觉得这写得比较真实、比较准确,大概还有用吧,”
但这只是谦虚,正如有人称赞一位女士裙子漂亮或女儿可爱时,她回答说“它挺合身”
或“她性格很好”
。
然而,建筑师的本能在贝戈特身上根深蒂固,他不可能不知道,唯一能表明他建造的东西有用、真实的,就是他的作品首先给自己,而后给别人带来了欢乐。
可是多年以后,他的才思枯竭了,每当写出一部自己并不满意的作品,本该付之一炬却又不舍得,还是拿去发表的时候,他一而再、再而三地对自己说:“不管怎么说,写得还相当准确,为国家想想,也不至于全无用处吧。”
以前对崇拜者柔声说这些话,是略有心计的谦虚,到头来在心底对自己这么说,却透着一种内心纷扰的骄傲。
对早期作品的辉煌来说大可不必的谦辞,对晚期作品的黯然而言,成了聊以**的浮词。
当年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眼光近于苛刻,对自己的东西也务求够得上“很柔和”
的评价,因此多年来一直被看作一个无病呻吟、流于雕琢而不出成果的作家。
其实他的作品之所以有力,其奥秘就在于这种鉴赏眼光,因为,习惯既造成个人的性格,也造就作家的风格。
倘若一个作家屡屡满足于按某种现成套路来表达思想,用不了多久他就为自己的才能设定了一道从此难以逾越的藩篱,这就像一个人在抑制不住享乐、懒惰的**,害怕吃苦受累的同时,已经为自己的人品勾勒出行止有亏的概貌,并划定了德行操守的限度。
虽说我是在后来才看出作家和普通人之间的许多共通之处,最初在斯万夫人府上见到贝戈特时,我委实不相信我面前的这位先生就是贝戈特,就是我惊为天人的大作家,但或许这也算不上是多大的过错,因为连他自己也不相信(就这个词的本义而言)自己。
若不是不相信自己,他何至于对那些社交场中人物如此殷勤(按说他并不爱赶时髦呀),又何至于对才识远不如他的文人、记者这般热忱呢?诚然,现在他从别人的赞扬中知道了自己是有天才的,而与之相比,社会地位和官职都是算不了什么的。
他知道了自己有天才,但是他还是不相信自己,依然对那些平庸的作家做出谦恭的样子,为的是不久以后能当上法兰西学院院士,而其实,法兰西学院也好,圣日耳曼区也好,都跟贝戈特著作中一以贯之的永恒精神毫不相干,正如它们跟因果律和天主的信念毫不相干一样。
这他也知道,但就像有偷窃癖的人知道偷东西不好,却管不住自己的手。
这个蓄着山羊胡子的翘鼻子男人,自有雅贼席间偷餐叉的本领,在他向觊觎已久的院士交椅,向若干张选票在握的某位公爵夫人挪动挨近之际,鄙夷这般狗苟蝇营的人,根本觉察不到他有所动作。
他只成功了一半。
在听他说话时,我们会听到两个不同的贝戈特,时而是真实的贝戈特,时而是另一个自私的、有野心的,为了让人看重自己,只想着谈论一些显要、权贵或有钱人的贝戈特,而在他的著作中,当他真正是他自己时,却曾满怀深情地向我们描述过,穷苦人的纯洁如何像一眼清泉那般可爱。
至于德·诺布瓦先生暗示过的其他那些丑行,那种近于**的情爱(据说其中还有钱财上的猫腻),它们显然都与贝戈特最近那几本小说的价值取向南辕北辙。
那些小说的字里行间,处处可见作者对美好事物执着而痛苦的思考,主人公哪怕一丁点儿的欢乐,也无不蒙上这样一层阴影,而当读者感染上这种忧郁的情绪以后,最安适的生活也会让他觉得难以忍受。
然而,即便这些丑行在贝戈特身上都能坐实,我们也不能因此断言他的文学创作是说谎、他的艺术敏感是作秀。
按照病理学的观点,某些相似的病症,其病理机制全然不同,有的是血压过高、分泌过多所致,有的却是血压偏低、分泌不足引起的;同样,行为不检既可能是过于敏感所致,也可能是不够敏感造成的。
也许,道德问题只有在真正道德沦丧的生活中才会更严峻地凸现出来,令人感到焦虑和不安。
对这一问题,艺术家并不从他个人生活的层面来给出回答,而是给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和文学色彩的回答——对他来说,唯有文学中的生活才是他的真实生活。
品格端方的教堂圣师,往往还得经历世间的磨难,品尝罪孽的滋味,方能最终修得圣洁之身;同样,大艺术家的无德无行,往往并不妨碍他从中构想人人适用的道德准则。
作家在生活中的种种丑行(或者仅仅是不足之处、可笑之事),孟浪荒唐的谈吐、女儿的轻浮、妻子的不贞、本人的失检,这些都是他每每在文章中痛斥的现象,但他决不会因此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弥漫在周遭的恶俗情调也不可能有所改变。
这种对比,在贝戈特的时代要比以前更为醒目,这是因为,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日趋腐败,道德观念变得愈来愈高尚;另一方面公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了解作家的私生活了。
有些夜晚,我当年在贡布雷不胜仰慕的这位作家会在剧场中露面,他坐在包厢后座,而和他同时出现在包厢里的其余那几位,不啻对他在最新作品中所持观点的一种极其可笑,或者说极其可悲的讽刺,一种恬不知耻的背叛。
我听到的说法,对贝戈特有褒有贬,可以说是莫衷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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