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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查皮罗多盛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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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一八四六年十月，本书初版后九年，巴尔扎克在一篇答复人家的批评文章中提到：
“赛查?皮罗多在我脑子里保存了六年，只有一个轮廓，始终不敢动笔。
一个相当愚蠢相当庸俗的小商店老板，不幸的遭遇也平淡得很，只代表我们经常嘲笑的巴黎零售业：这样的题材要引起人的兴趣，我觉得毫无办法。
有一天我忽然想到：应当把这个人物改造一下，叫他做一个绝顶诚实的象征。”
于是作者就写出一个在各方面看来都极平凡的花粉商，因为抱着可笑的野心，在兴旺发达的高峰上急转直下，一变而为倾家**产的穷光蛋；但是“绝顶诚实”
的德性和补赎罪过的努力，使他的苦难染上一些殉道的光彩。
黄金时代原是他倒霉的起点，而最后胜利来到的时候，他的生命也到了终局。
这么一来，本来不容易引起读者兴趣的皮罗多，终究在《人间喜剧》[1]的舞台上成为久经考验，至今还没过时的重要角色之一。
乡下人出身的赛查?皮罗多，父母双亡，十几岁到巴黎谋生。
由于机会好，也由于勤勤恳恳的劳动，从学徒升到店员，升到出纳，领班伙计，最后盘下东家的铺子，当了老板。
他结了婚，生了一个女儿；太太既贤惠，女儿也长得漂亮；家庭里融融泄泄，过着美满的生活。
他挣了一份不大不小的家业，打算再过几年，等女儿出嫁，把铺子出盘以后，到本乡去买一所农庄来经营，就在那里终老。
至此为止，他的经历和一般幸运的小康的市民没有多大分别。
但他年轻的时候参加过一次保王党的反革命暴动，中年时代遇到拿破仑下台，波旁王朝复辟，他便当上巴黎第二区的副区长。
一八一九年，政府又给他荣誉团勋章。
这一下他得意忘形，想摆脱花粉商的身份，踏进上流社会去了。
他扩充住宅，大兴土木，借庆祝领土解放为名开了一个盛大的跳舞会；同时又投资做一笔大规模的地产生意。
然后他发觉跳舞会的代价花到六万法郎，预备付地价的大宗款子又被公证人卷逃。
债主催逼，借贷无门，只得“交出清账”
，宣告破产。
接着便是一连串屈辱的遭遇和身败名裂的痛苦：这些折磨，他都咬紧牙关忍受了，因为他想还清债务，争回名誉。
一家三口都去当了伙计，省吃俭用，积起钱来还债。
过了几年，靠着亲戚和女婿的帮助，终于把债务全部了清，名誉和公民权一齐恢复；他却是筋疲力尽，受不住苦尽甘来的欢乐，就在女儿签订婚约的宴会上中风死了。
巴尔扎克把这出悲喜剧的教训归纳如下：
“每个人一生都有一个顶点，在那个顶点上，所有的原因都起了作用，产生效果。
这是生命的中午，活跃的精力达到了平衡的境界，发出灿烂的光芒。
不仅有生命的东西如此，便是城市，民族，思想，制度，商业，事业，也无一不如此；像王朝和高贵的种族一样，都经过诞生，成长，衰亡的阶段。
……历史把世界上万物盛衰的原因揭露之下，可能告诉人们什么时候应当急流勇退，停止活动……赛查不知道他已经登峰造极，反而把终点看作一个新的起点……结果与原因不能保持直接关系或者比例不完全相称的时候，就要开始崩溃：这个原则支配着民族，也支配着个人。”
[2]
这些因果关系与比例的理论固然很动听，但是把人脱离了特定的社会而孤立起来看，究竟是抽象，空泛而片面的，绝不能说明兴亡盛衰的关键。
资本主义的商业总是大鱼吃小鱼的残酷斗争，赛查不过是无数被吞噬的小鱼之中的一个罢了。
巴尔扎克在书里说：“这里所牵涉的不止是一个单独的人，而是整个受苦的人群。”
这话是不错的，但受苦的原因绝不仅仅在于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够，或者野心过度，不知道急流勇退等等，而主要是在于社会制度。
巴尔扎克说的“受苦的人群”
，当然是指小市民，小店主，小食利者，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注定要逐渐沦为无产者的那个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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