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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画家被人分门别类一样，包比诺也有人替他决定了归宿，划定了他在本行中的范围。
一个画家不是被认为风景画家，便是被认为肖像画家，或是历史画家，或是海洋画家，或是日常小景画家；做这种分类工作的也有艺术家，也有鉴赏家，也有愚夫愚妇；这个是由于妒羡，那个是由于成见，另外一个是凭着批评家万能的权威，一致替画家的聪明智慧树立栅栏，以为所有的头脑都有些肉茧；凡是作家，政治家，和一切以特殊才能显露头角而尚未被称为全才的人，都得受到这种狭窄的判断。
殊不知法官，律师，诉讼代理人，一切在司法园地中吃饭的人，对任何一件案子都看到两个因素：一个是法律，一个是公道。
公道是根据事实来的，法律是把一些原则应用于事实。
一个当事人可能在公道方面是对的，在法律方面是错的，而责任倒也不在推事身上。
良心与事实之间有个神秘的区域，藏着一些有决定作用的、法官不知道的、分别是非曲直的理由。
法官并非上帝，他的责任是拿事实去适应原则，用一个固定的尺度去衡量变化无穷的争执。
倘若当了法官就有本领窥透人的良心，辨别人的动机，而来一个公平合理的判决，那么每个法官都是了不起的大人物了。
法国需要六千名左右的推事，而任何一代都产生不出六千个大人物为社会服务，更不可能替司法界找到这个数目的人才了。
在巴黎的文明社会中，包比诺的确是一个极能干的推事；靠了特殊的天赋，也靠了他把法律条文放到事实中去琢磨的结果，他认为不假思索的硬性的运用是有缺点的。
他凭着法律方面的真知灼见，看透当事人用来遮盖真情的，指东说西的谎话。
法官之中的包比诺等于外科医生中的台北兰，他把人的良心看得雪亮，好比那位名医把人的身体看得雪亮。
他的生活和操守，使他把事实推敲之下，能体会到别人最隐蔽的思想。
他发掘一件案子，仿佛居维哀发掘地球上的泥土。
和那位大思想家一样，他未下结论之前，必先一步一步的推论，把别人过去的心理全部挖出来，犹如居维哀把一只上古时代的野兽重新拼凑起来。
为了一份报告，他常在半夜里惊醒，因为脑海中突然映出了事情的真相。
无论什么官司，老实人无处不吃亏，坏蛋无处不沾光，这种不公平的情形，包比诺见得多了，所以遇到需要猜测的案子，他往往为了公道而违反法律。
同僚们认为他不切实际，而他细细推敲得来的理由也使辩论的时间拖得很长；包比诺发觉同僚们听得厌倦了，便把自己的意见说得很简略。
大家说他对这一类案子判得很糟；但他鉴别天赋之高，判断之明白，眼光之深刻，被认为特别胜任预审推事那种辛苦的职务。
因此他一生大半都当着预审推事。
虽则他的长处很适宜于干这个艰苦的生活，虽则在喜欢他当这个职位的人心目中，他以深刻的犯罪学者闻名，但因为心地慈悲，他老是非常痛苦，被良心与怜悯像一把钳子似的夹在中间。
尽管预审推事的薪水比民庭推事高，但委屈太多，谁也不想要这个缺分。
包比诺却为人谦卑，品学俱优，毫无野心，只知道孜孜矻矻的办事，从来不抱怨自己的前程。
他把个人的嗜好与同情心为公众的福利牺牲：让人家把他放逐在刑事侦查庭的浅滩上，保持着恩威并用，宽猛兼施的作风。
在侦查期间，他手下的执达吏把被告从推事室押回临时看守所的时候，往往给犯人一些买烟草的零钱，或是冬季御寒的衣服。
总之，铁面无私的法官和怜贫恤老的善士，包比诺是同时做到了。
因此谁也不能像他那样不用手段而很容易的得到被告的招供。
并且他的观察十分精细。
表面上头脑单纯，心不在焉，和善到近于痴的程度，他可是能识破苦役犯的狡计，不上刁猾的妇女的当，把流氓坏蛋收拾得服服帖帖。
他的目光还被一些特殊情形磨炼得非常尖锐；但要说出那些情形，先得了解他的私生活：因为法官在他不过是对外的一个面目；他还有更伟大的，很少人知道的另外一个面目。
一八一六，在我们这故事开始以前十二年，正当所谓联盟国军队进占法国与可怕的饥荒两件大事碰在一起的时期，包比诺正想搬出他和太太同样厌恶的福阿街，不料被任为特别委员会主席，负责救济本区的灾民。
这位才能卓越而被同事们认为头脑不清的法学大家，犯罪学专家，五年以来已经发现司法的后果，可是还没找出原因。
在顶楼上进进出出，目击穷苦的情形，研究那些残酷的境遇如何逼迫穷人们一步一步走向为非作歹的路，又把他们的奋斗衡量之下，他不禁大为同情，由法官一变而为梵桑特保尔[76]，专门救济贫病的成人与工人了。
当然，他不是一下子转变的。
做好事也会拖人下水，像吃着嫖赌一样。
但救济事业的蛀空一个圣者的荷包，正如轮盘的玩意儿使一个赌徒倾家**产，都是慢慢儿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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