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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一清表示：“不赏也不罚。”
这并非是杨一清良知光明了，而是他知道王阳明不可能再来京城，痛打落水狗对他毫无意义，可能还会落个骂名，所以他做了个顺水人情。
而正当王阳明的弟子们要感谢他时，王阳明又给这群弟子们出了个难题：他未得到任何命令，擅自离开广西回浙江了。
桂萼兴奋得一跳三丈高，叫嚣道：“如果再不惩治王阳明，国法何在？！”
有一点值得补充，王阳明不能来京，表面上看，杨一清和桂萼是罪魁祸首，实际上他们只是推波助澜，真正的问题在朱厚熜身上。
朱厚熜开始时想要王阳明来京，那是因为他有大麻烦，杨廷和把他压得抬不起头。
但他在“大礼议”
中胜出后，他很快就摆正了自己的立场：王阳明不能来京。
根由是，同行是冤家。
朱厚熜是个自以为是的半吊子儒家知识分子，他年轻时曾受过儒家专业教育，做了皇帝后喜欢经常推出自己的思想，当然，他的思想还是在朱熹理学中打转转。
在身边一群擅长阿谀奉承的人全力吹捧下，朱厚熜断定自己哲学的造诣已深厚到难以想象的境界。
1526年，朱厚熜用他有限的智慧写下了哲学文章《敬一箴》，被翰林院的那群腐儒吹捧为“帝王传心之要法，致治之要道”
的人间天书。
朱厚熜马上扬扬得意地让工部建敬一亭，并命令翰林院摹刻于北京和南京的各个学院以及地方学院的校门前。
两年后，当王阳明在广西等待他的召唤时，敬一亭建成了，群臣争相祝贺，朱厚熜沾沾自喜却还是装出少有的谦虚说：“我也只是学有粗得，但这却是我自己所悟的哲学，非比寻常。”
实际上，他的所悟是照着朱熹画瓢。
他既然画瓢，当然绝不能容忍别人居然能制造瓢。
王阳明的心学就是王阳明自己制造出来的瓢，朱厚熜对王阳明显然有羡慕嫉妒恨的情结。
他不但嫉妒王阳明，而且嫉妒所有和自己的哲学有抵触的学说。
1529年农历三月，有臣子献上《大学中庸疑》，朱厚熜暴跳如雷，说：“朱老夫子的东西你都敢疑，给我烧了。”
有这样的皇帝，自得之学的王阳明心学显然不会受到礼遇，连带着王阳明也就不会受到朱厚熜的青睐。
这是王阳明的不幸，也是整个中国文化的不幸。
王阳明大概是1528年农历十月末离开广西的，一路走得异常缓慢。
有两个原因：其一，他的身体状况实在不能适应远途劳顿；其二，他还是抱着一丝希望，他希望能等到皇帝的关心和许可他退休的命令。
遗憾的是，当他已进入江西地界时，还是什么都没有来。
在王阳明人生最后也是最宝贵的时光里，他仍不忘谆谆告诫弟子们要好好“致良知”
。
他强撑着病体给他的弟子聂文蔚写信，申明“事上磨炼”
的真谛。
他说：“人做学问，一生也只是为了一件事。
自小到老，从早到晚，不管有事无事，也只是做这一件事，这件事就是致良知。
所谓‘事上练’也不过就是‘致良知’，但这里有个诀窍，要勿忘勿助，不要忘记你时刻要致良知，但也不要拔苗助长。
致良知是个循序渐进的生命过程，要一步一步来。
伟大的都城北京不是一天建成的。
我们必须要遵循下面的原则：事情来的时候，尽我的良知应付。
没有事情来的时候，也不要去找事，只要在心上时刻想着致良知就对了。”
这就是古典儒家所谓的“必有事焉”
，在你心上，一定会不停地有事，而这个事就是光明你的良知。
事上磨炼，并不一定非要没事找事，当你静坐并光明你的良知时，这也是事上磨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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