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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做不到的人，怎么能齐家、治国、平天下？！
问题是，个人的道德和能力扯不上半点关系，可理学家非要认定，个人道德是能力的基石，没有个人道德，能力就大打折扣。
王安石对那群高弹高调个人道德主义的理学家反击说，你们说的那些都是“壁上行”
，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
的确没有实现的可能。
程颐还算是合格的，他的一生极端严肃，几乎没有笑过。
但别的理学家就没有这种能力了。
久而久之，理学家们大谈特谈的“存天理去人欲”
渐渐变成说给别人听的口号。
正是因为说给别人听，所以调越高越好，这让人在那些严苛的道德规定下无所适从的同时，也注定了理学师傅们不能知行合一。
早在朱熹时代的南宋时期，就已经有人指责理学家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说一套却做一套，理学宗师们规定的那些道德要求，都是让别人用的，理学信奉者只是讲师，不是实践者。
最后，也是最致命的，理学迈进明朝时，在明朝各位皇帝的努力下，被打造成了国家意识形态。
这个变异过程漫长但却相当顺利。
明王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建国不久，就在那位充满神话色彩的刘伯温的建议下，全盘接受了元王朝的科举制。
朱元璋在思想控制上比蒙古人狠一百倍，他把理学之外的所有学说统统列入异端，甚至是孟子的“吊民伐罪”
思想都被他砍了。
如此一来，理学一方面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使得凡是想通过读书改变人生的人必须接受，由此普及全国；另一方面，理学由此成了明帝国的唯一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
如你所知，一种思想被确定为国家意识形态后，就成了不言而喻的真理。
由此会给生活在其中的人带来下面的刻板印象：一切都臻于完美，你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
本身，理学就有一个严密完整的体系，在这一严密完整的体系中，一切问题都有答案，你不必再去寻找答案。
实际上，在一个严密的体系里，你也找不到不同的答案。
最有天赋的思想家就是最大胆的怀疑者。
但你一旦怀疑，你就成了异端、叛逆。
明朝第三任皇帝朱棣时期，一个灵性十足的思想者朱季友对朱棣说，朱熹理学有很多缺陷，即使不抵制，也不能把它普及。
朱棣咆哮道：“你真是儒家的逆贼！”
这位异端受到了严厉的廷杖惩罚，屁股被打烂，割下腐肉几斤，由于走路的姿势很怪，好多年他外出都要人背着行走。
显然，理学在明代，已经严重制约了人们的想象力和探索精神。
才华出众的思想家们只有一件事可以做，那就是：实践理学。
明代最著名的理学实践家主要有以下两人。
一个是山西理学泰斗薛瑄，他对自己曾说过下面这段话而沾沾自喜：自有朱熹后，人间大道已明，不需任何多余的著述，躬行就可以了；另一位则是江西人吴与弼，他是圣人的奴隶，不仅仅恭维朱熹，而且恭维一切圣人。
他经常梦到自己匍匐在周文王、孔子、朱熹的脚下聆听教诲。
比如在他六十七岁那年的五月二十六日，他在日记中这样记载：“昨天晚上，我梦见孔子的孙子子思来访我。
他说他是按孔子的命令来的，我感动得要死，也就在梦中醒来了。”
吴与弼特别注重行，所以在他门下学习的人肯定是个出色的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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