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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认为，国君做了坏事，老天就发怒；国君做了好事，老天就高兴。
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拿不出别的办法，但如果还拿“天人感应”
来忽悠，他们自己都会为自己枯竭的想象力而羞愧。
所以，北宋的儒家知识分子们开始对“天人感应”
进行升级。
意想不到的是，这段时期发生的一件事给理学的诞生提供了温床。
1058年，王安石在皇帝赵顼（宋神宗）的全力支持下进行变法。
儒家的保守派群起而攻之，王安石将他们统统从中央驱赶到洛阳。
正是在洛阳，以程颐为代表的洛阳知识分子群没有政事的烦扰，所以专心致志地搞起思想来。
也正是在这时，这些儒家知识分子放弃了儒家知识分子本应该坚守的处理现实问题的实际性，而凌空蹈虚地谈起了天道和人性。
据说，程颐年轻时听了周敦颐对《太极图说》的解释后，大呼过瘾说：“周老师是天下第一等人。”
朱熹很小的时候就曾问过老师：“头顶是天，那么天之上是什么？”
陆九渊三四岁的时候就问老爹：“天地的边际在哪里？”
正是这种区别于注重现实的古典儒者的探索精神，让理学诞生到人间。
理学虽然诞生于南宋，可在南宋时命运多舛。
朱熹晚年，发生了“庆元党禁”
，一大批理学家和信奉理学的朝野著名人士被列入伪党名录。
理学受到重创，直到南宋灭亡，都未恢复元气。
不过元朝初期，蒙古人对思想的宽松政策使理学重获青春。
理学就在它倒下的地方（中国南方，当年的南宋地区）站起来，开始发光发热。
1314年，元朝皇帝把朱熹特别推崇的“四书”
作为科举考试的内容，并且指定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它的参考书。
直到此时，理学在全中国被普及，渐渐有了压倒其他思想的权威。
然而，自理学诞生的那一刻到它拥有唯我独尊的地位时，它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始终像个恶灵一样跟随着它。
首先，理学在“存天理去人欲”
的执行上过于严苛。
这一点，程颐登峰造极。
程颐认为，人生应该严肃，并且要绝对严肃。
他曾给小皇帝赵煦（宋哲宗）上课，当时是春天，树枝发出清新的芽，让人怜爱。
赵煦趁程颐不注意，折了一根树枝。
程颐发现，脸色大变，说：“春天正是万物复苏之时，您怎么忍心折杀它们，这真是没有天理。”
这种忽视甚至是扼杀情感的理学，实在让人无法喜欢上它。
其次，理学萌芽于北宋王安石变法时，倡导理学的那些人因为没有政务在身，所以不对政治负责，于是提出了高调的个人道德主义。
他们希望每个政治家都应该具备他们所说的个人道德素质，程颐认为，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必须是完美的道德家，必须要有古典儒家所要求的一切美德：仁义礼智信，甚至包括个人卫生。
司马光就曾攻击王安石，认为王安石一年才洗一次澡，连胡子里都是虱子，这样一个连“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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