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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有适度的道德标准，对人性有深刻的理解，评断公道。
他对笔下人物所处的时代背景与环境非常了解。
现代研究者纠正了他的几个错误，但整体上仍然认可他的价值。
他描述的人物即使在现代看来也是真实生动的。
他塑造的一些古代善人或者伟人的名声至今仍然响亮。
他笔下的一些形象后来还成为莎士比亚的《尤利乌斯·恺撒》《科利奥兰纳斯》《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角色的部分原型，因此他的这部著作在英语文学中占据更稳固、更永久的地位。
我之所以说是“部分原型”
，是因为相信莎士比亚对经典名著的了解不会局限在任何一本书上。
而莎士比亚能够读到普鲁塔克的作品，是因为雅克·阿米欧翻译了一个法文版，而托马斯·诺斯再将法文版翻译成英文版。
在《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有些对白简直就是直接从诺斯的译文中引用的。
英国文学界对普鲁塔克一直感兴趣。
诺斯去世后一个世纪，德莱顿出资组织翻译普鲁塔克的全部作品，不过他本人只做了其中一部分工作。
这个版本在19世纪时由一位英国诗人亚瑟·休·克拉夫进行了修订。
此后，修订版就成了英语读者的标准版本。
最伟大的希腊历史学家不是希腊人，而是现代学者，这并不矛盾。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使人们对经典古籍重燃兴趣，从那以后，希腊文明一直是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怀着近乎崇拜的心情去研究的主题。
到了19世纪，人们开始以科学的精神研究文献资料，希腊文明的研究因此得以深入。
现代历史学家得益于科学精神和远景视角，对希腊的了解比希腊人自己更清楚。
随便列出几位英国文学大师：乔治·格罗特、本杰明·乔伊特、J.P.马哈菲、吉尔伯特·默雷和J.B.伯里，都能跟我们讲一讲修昔底德时代的生活，比任何希腊大师更熟悉。
而且，由于篇幅限制和非学术立场，我们必须省略掉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历史学家的作品。
尽管有些讲究实际的教育专家致力于将希腊课从学校的课程表中剔除，但古希腊仍然活在现今的文化人心中。
因为，决定我们的阅读和思考内容的是文学，而不是教育专家和大学委员会。
举个例子，尽管专家指出格罗特的《希腊史》错漏百出，已经作废，但它不论在僵化的历史课堂上处于什么地位，在英国文坛上都是一部杰作。
我无法对自己或者任何人解释，一本书，不论作者是吉本还是格罗特，是达尔文还是赫胥黎，为什么能够从一个界限清晰的技术领域走进边界模糊的文学领域。
文字是模糊的，无法清楚地划定界线。
格罗特的文字有一定的风格——不论那是什么东西，很流畅，外行人读起来觉得很有趣。
我们读格罗特的作品，也许不会被其中的希腊基本精神打动，但是能学到如何简明直接地运用我们的语言。
同样的话也适用于马哈菲的作品，他是一位艺术家——又一个无法解释清楚的名词。
希腊文明在他的《希腊的社交生活》中复活了，或者说继续活着。
比那些活跃在维多利亚时代的大师们稍晚一些出场的，是剑桥大学现代历史学系的教授J.B.伯里。
他的《希腊史》将学术与艺术结合在一起，作为历史学家，他为人类史上最有艺术气息的民族书写历史，这真是一件格外幸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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