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扑朔迷离的玉镯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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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金之后，随之崛起的元朝，采取了排佛而推崇喇嘛教的政策，致使汉地佛教进一步走向衰落，法门寺自然也是“每况愈下”
。
在这股佛教衰颓的大趋势中，朱明王朝终于取元而代之。
由于明太祖朱元璋出身释门，对佛教怀有殊异的感情，便力图重振汉魏以来发展延续的传统佛教。
在明代历史中，自洪武朝至武宗朱厚照各帝，护持佛教的政策基本保持未变，而佛教的各宗派中以禅宗最为盛行，其中临济、曹洞居先。
净土宗则成为各宗派共同的信仰。
此外之华严宗、天台宗，乃至慈恩宗[1]、律宗也有相当的影响或者继兴于微绝。
其间自明宣宗之后，各宗复呈衰势，至世宗朝，因皇帝本人学道而排佛，京师寺院大部被毁，佛教衰势进一步加速。
至神宗万历年间，佛教稍有回升的气象，除出现一些弘法高僧之外，明代刻印五藏（除藏文《目称》外）之一的《嘉兴藏》[2]，就完成于这个时期。
明代的整个佛教政策，无疑要影响到法门寺的兴衰沉浮。
从寺宇的修葺方面看，宋、金两代均无土木之工，元代更遭冷落，几乎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从可查的资料来看，明代隆庆年间（1567~1572年），法门寺真身宝塔（四级木塔）崩毁，后来得以重建，始成现在看到的宝塔模样。
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有邑人张杰主持重修寺内大乘殿，并于正德二年（1507年）再次重修，其重修详情或因碑佚或因记载不详今已无法得知。
据现代研究专家陈景富推断，分别发生于弘治和正德年间的两次重修实为一次，其理由是所谓的两次重修之间只有一年之隔，从修一殿便树碑记其事这一点来看，工程经年未必完工，可能的情况倒是：张杰重修是就工始之年记其事，正德二年重修是就工毕树碑之日而言。
这样，自宋立国至明隆庆六百年的历史中，一方面由于佛教的衰势难遏，另一方面由于年久失修，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法门寺寺域的日益缩小、寺僧的日益减少和经济上的日益困难。
因此，最乐观的估计，这时的法门寺继失去了“国寺”
的地位之后，至多也只是与府、州所留的寺院相当。
尽管如此，法门寺昔日辉煌的余晖，仍未从这里完全消失，发生于明正德四年（1509年）武宗之母张太后前来拜佛降香的故事，即可证实这个推断。
张太后前来法门寺降香的故事，又因为其本人和随行的刘瑾智断玉镯奇案，而广为民间百姓所知并编写了戏曲《法门寺》等流传下来。
毛泽东曾在1956年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说：“有些人做奴隶做久了，感觉事事不如人……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人家让他坐，他说站惯了，不想坐。”
戏曲《法门寺》及戏中的贾桂又一时名噪天下，众人皆知。
嫌涉男女相恋，累及五条人命的玉镯奇案，发生在离法门寺不远的眉县金渠乡宁渠村。
这宁渠村因著名的宁渠而得名，又以渠分为东、西两村。
命案的起因来自东村有座高大门楼的傅姓人家。
这傅家有位公子，名傅朋，字云程。
祖上为大明开国功臣，圣上敕封世袭指挥，久住京城。
后来明朝廷宦官专权，老指挥怄气废命。
其夫人因原郡土地肥沃，风水甜美，带幼子归来，农桑度日，倒觉自在。
傅朋天资聪颖，七岁能诵《阿房宫赋》，年龄稍长，即通晓子、史、经、集。
他不愿承袭先祖指挥一职，立志寒窗苦读，自取功名。
母亲见他一心苦读，少问婚事，遂赐玉镯一对，让其日后自择佳偶。
明正德四年（1509年）初夏，傅朋挽袖赋诗作画。
一窗友见他腕戴玉镯，知是定亲之物，便打趣地说：“西村孙寡妇的女子，容貌艳丽，天姿国色，女流中西施也，你何不前去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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