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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肃僧尼队伍过程中,又感到力不从心,已成气候的“俗讲”
派僧尼和它的拥护者,对这道诏令进行了强硬的抵抗和机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肃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甚至仇视,当这个无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佛门和僧尼的灭顶之灾也算是正式到来了——这便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昌法难”
。
随着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继位,中唐时期结束了。
作为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在执政期间做的最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对佛门的**灭。
在叙述武宗对佛门**灭过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这场法难的真正内幕。
唐武宗本人素来偏好道术,排斥佛教。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这年秋天,他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道场。
第二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初四国忌日,唐武宗按照惯例敕命行香[3]设千僧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谈经对论,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
当时,在中国传法的南天竺沙门宝月闻此极为不满,于是不经同意,便擅自入宫,从怀中抽出表进呈武宗,请求回归本国。
见其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宝月收禁五日,不放其归国,并把他率领的三个弟子与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
宝月的逞骄犯颜,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武宗与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和其弟子不时地为**灭佛教煽风点火,并以“李氏十八子运尽”
、由“黑衣天子”
理国,附会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夺位篡权,挑拨武宗与僧尼的关系。
赵归真曾在禁中设坛,要“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长寿,永保长生之乐”
,当他的作法最终失败后,便借口释教黑气“碍于仙道”
,唆使武宗灭绝佛教,以便升天成仙。
正是在这些挑拨、唆使下,武宗加紧了排佛的行动。
当然,会昌法难得以付诸实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据粗略统计,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达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甚至有的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
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僧众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恶和皇帝的担忧,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武宗走向灭佛道路。
促使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应算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和僧尼的**放纵。
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
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万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
全国寺院共占有良田数千亩,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
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下田劳动,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的程度。
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
在这种可怕局面下,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谨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犯**养妻,不守戒行,甚至抢劫妇女,打砸烧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这些自毁形象的表现和庞大的经济势力,在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的同时,也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初三日,在当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请下,唐武宗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
五月二十日,武宗将大内、两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寿诞,按惯例僧道各2人入宫御前论议。
同去年一样,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归。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养妻、不修戒行者,勒令还俗。
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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