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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傅奕之后，唐代反佛者不断涌现，如狄仁杰、李峤、张廷珪、苏环、韦嗣立、姚崇、杨炎、李翱、李德裕等名臣，都是反佛的极端分子。
奇怪的是这些人没有因反佛而倒霉，而到韩愈出面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就韩愈本身而言，他作为典型的儒家子弟的代表不容置疑。
这位历史上“文起八代之衰”
的大文豪，自称“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
，“口不绝吟于六艺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编”
，“上规姚姒[3]，浑浑无涯；周诰[4]、殷盘[5]，佶屈聱牙；《春秋》谨严，《左氏》浮夸；《易》奇而法，《诗》正而葩；下逮《庄》《骚》，《太史》所录，子云、相如同工异曲”
。
由此可见，韩愈思想的来源主要是先秦两汉的儒家典籍，诸子百家、史学著作和两汉辞赋，对于佛教经典未尝有过接触。
所以，他的反佛便具有了很大的盲目性和片面性。
法琳对诏（《释氏源流》插绘）。
据《释氏通鉴》载，唐代太史令傅奕上书朝廷，列举佛教的十一条罪状，包括佛经荒诞，损国破家等，要求废除佛教，将所有和尚旋归乡村和江湖，在全国推广道教。
皇帝一时委决不下，于是下诏令僧人法琳前来询问。
法琳进宫大谈佛教乃兴国安民之道，于是傅奕之奏暂时搁浅。
后来的韩愈谏迎佛骨，即这次佛道之争的延续
韩愈的《谏佛骨表》，无疑是历代反佛言论的大总汇，问题涉及了华夷之争、伦理之争、逃避徭役赋税之争、王朝运祚短长之争和如何对待处理佛骨之争。
但不难看出的是，这些又都是当年傅奕理论的翻版和复制，他凭借跟傅奕一样的“士志于道”
的传统，反对佛学代表的外来文化的冲击。
他在《送惠师》一诗中沾沾自喜又颇为自负地写道：“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
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
同他的《谏佛骨表》一样，他以儒教为中国的正统，以佛教为西方邪教，将儒佛对立起来，将儒佛之争看成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一种较量，是正义与邪恶的不期遭遇，士大夫必须维护儒教而鞭挞佛教。
他站在儒家传统的角度，认为“性也者，与生俱生也；情也者，接于物而生也”
。
在他看来，情与性是绝对对立的，要因情以见性，借以抨击佛教的脱离君臣、父子、夫妇关系去追求见性成佛，并认为这是灭情以见性的荒唐做法。
按照儒学的解释，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性者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为情者七。
在这个构成人天性的五要素中，排列着仁、义、礼、智、信，而因性而生的情，则构成喜、怒、哀、惧、爱、恶、欲。
由于“性”
与“情”
的相辅相成，所以在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内所进行的性情修养，应是整体人格的实现，对上品以教育，对中品以引导，对下品以制服，即所谓的“上之性就学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
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
其品则孔子谓不移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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