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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途亟流易,人事殊今昔。
长想眺前踪,抚躬聊自适。
诗注:义宁元年击举于扶风,败之。
当李世民在法门寺的风头出足出尽,僧众们早已累得腰酸腿痛并口干舌燥之后,自然是到了坐下来摊牌的时候了。
自隋文帝一朝,因法门寺当时不满五十僧众,且有荒废状,便并于京都宝昌寺管辖,成了事实上的一个分寺,寺院事务由宝昌寺住持通管,不设单独的住持,僧众自然也较宝昌寺少得多。
这次僧众们摊牌的底数是,法门寺首先要从宝昌寺中独立出来,实行自治。
要独立和自治就得有相当数量的僧众、财力和有自己寺院的住持。
李世民听后欣然照准,并亲自命人找来八十名民间汉子来寺剃度,充做僧人,法门寺算是已超过五十人的大寺而理所当然地独立起来。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唐初政局尚不稳定的情况下,法门寺一次能获准度八十僧,已是件不同寻常的事情。
唐初由朝廷下诏度僧的事并不多,到贞观三年(629年)也就是李世民来此寺的十年后,诏天下有寺处得度僧尼总数才三千人,关东各州寺院仅置三十僧。
由此可见这位小秦王当时的心境和法门寺的运气。
法门寺的地位已经确定了,而众心所向的住持却仍要李世民来拍板。
有些出人意料的是,这寺院住持一人竟选中了从京都宝昌寺来此做杂役的僧人惠业。
为什么要选惠业而不是别人,史书没有记载。
就常理而论,这惠业毕竟是总寺来的人,相当于现在总部派往基层挂职锻炼的机关干部,既然这个基层单位要升格独立,他就成了理想中的人选。
或许是这惠业借着自己做杂役的便利条件,在李世民来寺后,点烟递水,大献殷勤,并不时地卖几句乖而博得了这位小秦王的赏识,从而一举夺魁也未可知……反正他的住持是“特蒙敕准”
了,而财力的支持更是当然。
至此,李世民和法门寺众僧开始收盘,他们各自得到了想要得到的东西。
尽管寺院中有一些老僧因未当上住持而有些遗憾甚至不满,但就总体而言,还属皆大欢喜,毕竟还有个庙大和尚大的公认规则存在着。
李世民一拍屁股走了,看起来这段因缘已经结束,但事实上却远没有那样简单。
法门寺正是由于这个小秦王的到来,才使得它后来声名如日中天,誉满京华,遍及九州;才有了天下寺院无一能与之匹敌的鼎盛,有了至尊至圣、高不可及的历史地位。
随着唐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和血溅宫廷的“玄武门政变[1]”
,秦王李世民终于坐上了龙椅成了皇帝。
他龙袍加身后的第一件重大举动,便是在曾经攻伐征战过的七处重大战场建立佛家寺院。
此时的李世民已非当初,他诏设寺院的目的已很明确,是要利用弘扬佛法、崇敬佛祖的举动来笼络民心,消化反唐势力的斗志,使其安分守己,臣服大唐;同时在客观上既抚慰了殉国者的亡灵,又将自己的战功标榜于世,以不使国殇在“九泉之下尚沧鼎镬,八难之间永缠冰炭”
,并“变焰火于青莲,易苦海于甘露”
。
不管是真是假,既然皇帝李世民已表达了对佛法的尊崇和厚爱,他下属的官吏当然也要仿效,并且要仿效得更加高明、更加奇特。
为官之道,在于无道。
无道便是各自有各自的道,道的来源就靠各自的悟性。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顿悟了此道,在讨得李世民欢喜的同时,也有了一个流传后世的机会,此人便是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志文》碑上记载的“唐太宗朝刺史张德亮”
。
从张德亮这份简单的履历上看,乃是一个平步青云、官运亨通之人。
如果他与法门寺事件没有直接关系,至少也可看出这是一个极为聪明之人。
他的聪明在于,太宗贞观五年(631年)二月,时任岐州刺史的他,在得知法门寺被火焚烧(焚烧原因不详,可能是不慎失火被烧)后,立即奏报唐太宗,并获准修补塔寺。
法门寺鼓楼
就在这次修补中,他听到了一个“此塔一闭,经三十年一示人,令道俗生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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