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洎于九州山原,两京城阙,僧徒日广,佛寺日崇。
劳人力于土木之功,夺人力于金宝之饰,遗君亲于师资之际,违配偶于戒律之间。
坏法害人,无逾此道。
且一夫不田,有受其饥者;一妇不蚕,有受其寒者。
今天下僧尼,不可胜数,皆待农而食,待蚕而衣。
寺宇招提,莫知纪极,皆云构藻饰,僭拟宫殿。
……岂可以区区西方之教,与我抗衡哉!
唐武宗认为,由于全国的和尚数量越来越多,寺院遍布,不仅在修建中要耗费很多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大量金银财宝都流入寺院。
与此同时,僧徒们又与官府勾结,害人坏法,威胁国家安全,不予以打击,大唐王朝就难以稳定和巩固。
唐武宗的这道敕令,也许真正道出了他反佛和毁佛的初衷。
既然佛教势力发展到足以跟朝廷抗衡的地步,作为朝廷的执政者,自然就不能等闲视之,灭佛已成为国家所需和时代的必然。
在武宗发动的一系列灭佛运动中,全国共有4600座佛寺被毁,其他有关佛教建筑被毁4万余座,勒令还俗的僧尼达26万之多,没收寺院土地数千亩、财产无以计数,收寺院奴婢为两税户达15万人。
关于“会昌法难”
的具体情况,当时正在大唐求法的日本僧人圆仁,以其耳闻目睹的事实,曾做了翔实的记述。
圆仁于开成三年自日本西渡大唐求法,可惜他生不逢时,来到中国后正遇上“会昌法难”
,并于会昌五年五月底,被大唐朝廷以无祠部牒为名,勒令还俗回国。
回国后的他,根据自己在大唐的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写成了在佛教史上极具重要意义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
这部著作的产生,为后来者研究“会昌法难”
的细节,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
“会昌法难”
给佛教带来的毁灭性打击远不止这些。
考古人员在法门寺地宫中发现的《咸通启送真身志文》碑则进一步说明,这次法难其惊心动魄是难以想象的。
其碑文载:
洎武皇帝**灭真教,坑焚具多,衔天宪者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盖君子从权之道也。
缘谢而隐,感兆斯来。
乃有九陇山禅僧师益贡章闻于先朝,乞结坛于塔下,果获金骨,潜符圣心,以成通十二年八月十九日得舍利于旧隧道之西北角。
这段碑文的大意是,“会昌法难”
中,唐武宗曾敕令毁碎佛指骨舍利,但受命者却只是毁碎了佛骨舍利的影骨(仿制品),搪塞过去。
而那真正的佛骨却被秘藏起来,至咸通年间才在旧隧道的西北角处找到。
这看似简短、平淡的文字,若细一琢磨,便不难发现其中暗含的一幕幕惊心动魄、刀光剑影的故事。
一个个悬念促使我们去做一番寻根问底。
首先是唐武宗对谁下达了要毁灭佛骨的命令?受命者是怎样来到法门寺的?法门寺僧众又如何得知了这个消息?这影骨是以前制造的,还是地宫被打开后现场制造的?“碎殄影骨,上以塞君命”
的主谋者,是朝廷派来的官员,还是法门寺僧人?或者双方共同密谋?不管怎样,法门寺地宫发生的事变,主谋者和参与者是冒着杀身的危险而发动的,倘有半点闪失,无数人的头颅将要落地,真身佛骨也将毁于一旦。
尽管从后来的发掘中可以看出,当时法门寺地宫的大多器物——甚至包括地宫石门都遭到了大劫,但那枚释氏的真身佛骨却安然无恙,这不能不说是世界佛教的幸事。
1987年4月28日深夜,当考古人员韩金科呼叫打开照明灯,从地宫的西北角一个隐秘的地方搬出一个宝函时,那枚在“会昌法难”
中劫后余存的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就躺在里面,《志文》碑记载的内容被现实所验证。
当然,那时的韩金科和考古人员还不知道这个重大发现,要等谜底揭开,还需一些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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