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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只批准拆上面的四层,留下底部九层,做原始文物保存。
如果是这样,中部和底部残存的佛经、佛像,仍处于日晒雨淋、风吹霜打之中,珍贵的原始文物依然得不到妥善的保护。
1985年的7、8、9三个月,韩金科带着一些疑问和不情愿付诸实施的计划,先后三十次前往西安,向有关领导陈述拆除八层的好处和拆掉四层的弊端,扶风距西安一百多公里,这三十次奔波,对患有慢性肌肉萎缩症的韩金科来说,需要付出怎样的艰辛。
也许是韩金科的精神感动了上级领导,或许是他提出的方案更有其合理性。
反正在经历了一番折腾之后,他终于听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1985年7月1日,陕西省人民政府做出决定,由省民委、省宗教局、省文物局及所在地的宝鸡市(已由地区改市)、扶风县共同集资,重建真身宝塔。
原残塔拆除五至十三层危险部分,保留其稳定部分,并责成扶风县博物馆对残塔上佛龛中留存和废墟中积压的文物,随工进行彻底清理……这是继唐代、明代之后,法门寺又一次重建宝塔。
1986年初秋,由扶风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等人组织长安古建队,开始拆除残塔。
拆塔这天,县市领导、建筑工人、四方百姓纷纷来到塔前,向这华夏民族的文化遗存、周原父老的精神依托,做最后的告别。
一串长长的披红挂绿的鞭炮被高高举起,身披五彩袈裟的澄观法师率众僧立于塔下的香案前,香案之上三炷香火忽明忽暗地散放出股股紫烟,法师和众僧双手合十,口念真经,为释迦牟尼真身宝塔虔诚地祈祷。
长长的鞭炮燃起来了,炸裂的爆竹在秋日阳光的照耀下,分外绚丽壮美。
随着一声“拆塔开始——”
的呼喊,早已顺着升降机站立塔顶的韩金科,亲手轻轻地揭下了第一块砖。
自此,法门寺真身宝塔将正式作别沉重遥远的历史,迎来一个崭新的辉煌时代。
1986年冬,半边残塔的上八层全部拆除,并清理发现铜佛像五十尊、石佛像两尊和大批珍贵经卷。
其中残《毗卢藏》四卷、《普宁藏》一百八十三卷、清代《妙法莲华经》七卷。
这些藏经的发现,对于研究法门寺历史以及我国佛经雕印史,具有重大意义。
1986年12月,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新修复法门寺明代真身宝塔,责成陕西省文物局组成考古队,负责重建前的地基清理工程。
由省文物局通知省考古队、宝鸡市文化局、扶风县文化局,联合组建省、市、县三级考古队。
正式发掘工作待严冬过后即可进行。
陕西省文物局重修法门寺宝塔的通知下达后,扶风县政府立即成立了修塔领导小组和修塔办公室,由扶风县副县长李宏桢为组长,县文化局局长韩金科为副组长兼修塔办公室主任,同时迅速抽调技术人员组成法门寺修塔古建队,为修建古塔做充分的准备。
1987年2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考古专家曹纬,扶风县博物馆馆长、考古专家淮建邦,以及考古技术人员傅升岐、王仓西、徐克诚、吕增福、胡武智等人,连同扶风县的部分领导,云集在文化局,召开了一次行动之前的会议。
自此,法门寺终于迎来了新的命运转折的契机,古老的周原大地又将续写一部新的历史画卷。
从1981年秋真身宝塔倒下,到1987年春正式修复,其间度过了六个年头,有人说,六个年头,反映出政府行政部门的效率不彰和官员的许多弊端,但不管经历了多少曲折艰难,不管有多少弊端,法门宝塔毕竟还是迎来了令周原父老欣慰的这一天,伟大圣者释迦牟尼的西天之灵也一定为之庆幸和慰藉。
注释:
[1]《毗卢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
创雕于北宋徽宗政和二年(1112年),雕版局设福州开元寺,至南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年)完成,由本悟等人劝缘雕印,收佛典1429部。
之后,在孝宗隆兴二年(1164年)、乾道八年(1172年)、淳熙三年(1176年)又有续刻,其印刷活动则持续到元成宗大德年间(1297~1307年)。
[2]《普宁藏》:佛教大藏经刻本之一。
创雕于元世祖至元十四年(1277年),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完成,为余杭(今浙江余杭)白云宗的普宁寺雕印,由住持道安、如一、如志等人主其事,收佛典1430部。
元成宗大德十年(1306年)之后又续刻补入密教经典,总计全藏佛典1594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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