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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前来应召献图的老人，名叫王志蚌，西蜀人士，乃一代能工巧匠，其声名遍及大江南北。
他手下的徒弟有数百人散落于民间，都是当地有名的能工巧匠。
当时许多有名的建筑图样都出自他和众弟子之手。
经过再三慎重的考虑，修筑宝塔的主事者们在确知此项设计可行之后，便命王志蚌老人为建塔技术总管，招募工匠、土木杂工近千人，开始了法门寺历史上规模最大、用工最多、时间最长的筑塔行动。
王志蚌老人率领工匠，以对释迦牟尼佛的虔诚之心和对周原父老出资捐产的感念之情，冒酷暑，度严寒，披星戴月，修建宝塔。
似乎一切都在顺利有序地进行。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当宝塔的第一层将要修成时，关中大地遭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
八百里秦川因为久旱无雨，变得赤地千里，颗粒不收。
当初修筑宝塔的捐资捐产渐渐耗尽，最后连修塔的砖灰原料都发生了困难，待第一层封顶时，只好勉强用砖块瓦渣填补。
在这种情形下，修塔的发起者和决策者们，只好再次向众居士和善男信女们发出紧急告示：“法门寺修砖塔，头层已满，缺少二层砖灰，望八方居士、善男信女舍资财共成圣事。
敬告。”
也许是为了纪念这次修塔的艰难，这个告示的内容被刻在几块方砖上，修进了一层宝塔之中。
四百年后，宝塔崩裂，考古人员在清理塔基时，发现了这历史记载中的铭文告示，增加了这个事件的真实证据。
告示尽管发出，但已不像当初那样有效了。
自万历十一年（1583年）之后，连续的干旱，使关中百姓家无充饥之食、御寒之衣，吃饭穿衣都成为严峻的问题，怎有供奉之财捐出。
有些居士深感过意不去，竭尽全力，几乎倾家**产，才换来几个铜板和几块方砖，其情其景尽管动人，但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万般无奈中，党万良、杨禹佐和法门寺僧众，决定再次上表朝廷，以求支援。
而此时的万历皇帝，正在招揽天下工匠，搜集四海之财，于十三陵地区的大峪山下修筑他的寿宫——定陵。
这个浩大的工程因为财力不足，以及围绕这个陵墓展开的臣僚争斗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已使这位年轻昏庸的皇帝大为头痛，并一度出现了罢朝的现象，哪里还有精力和热情去关心法门寺宝塔的修筑。
党万良等人的上表自然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
迫于窘境和无法扭转的天时，法门寺宝塔的修筑工程不得不宣告停工。
冬去春来，日月递嬗。
时间在一天天、一年年地过去，周原父老在焦灼地等待风调雨顺的时日，等待好年景的到来。
终于，在万历十七年（1589年），也就是法门寺宝塔动工修建的十年之后，大旱才真正地结束，关中父老在久旱之后的甘霖中，开始播种、收获，舒缓那早已骨瘦如柴、全身疲惫的身体。
而此时的法门寺，早已是荒草萋萋、衰败不堪了，就连修成的宝塔一层的台面，也已长出了几尺高的树木，成为一个颓废的砖土堆了。
尽管如此，周原父老仍旧没有忘掉法门寺宝塔的修筑，他们的内心情感如同冬日的野草，一旦遇到适宜的春天，便开始萌动，开始生根发芽，继而开花结果。
在一个好年景刚刚到来、人们才稍得到温饱之时，他们便旧事重提，再度倡议捐资献产，修建法门寺宝塔。
借助这次人们对修塔的热情与渴望，也许应该就此探讨一番释迦牟尼所创立的这派宗教，是如何使华夏民族的心理转轨并演化成一种宗教精神的，或者说这个民族是怎样把自己的生命跟佛教寓言式的教义融合在一起的，但这毕竟又是一个大的理论范畴，这里还是将这个议题暂时放置起来，去叙说这个时期发生的另一个悲壮而神奇的故事吧。
故事的主人翁始终没能留下姓名，历史记载的寥寥数语中，只说他来自西蜀，是一位鹤发童颜、面貌和善的老迈居士。
他原本是来法门寺瞻礼朝拜的，但当他跋山涉水，一路风餐露宿，历尽艰辛来到之后，看到法门寺这块自己向往已久的圣地变得衰败不堪时，不禁伤心落泪，而在伤心落泪之后，他加入了募捐的队伍，并在释迦牟尼像前跪拜发誓，要在有生之年倾尽心力行乞化缘，为重修法门宝塔尽一佛家弟子之力。
年迈的西蜀居士悄悄地离开了法门寺，在经过了三天三夜的苦思冥想和痛苦抉择后，他从乡村找来一条丈余长的粗壮铁链，然后在自己暂住的一间破屋里备了一瓢石灰，将一根锋利的两头尖的铁锥，一头镶在木桩上，一头横端向外。
当这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一个太阳升起的早晨，他将**的肩胛贴向锋利的铁锥，随着微微下蹲的身子猛一用力，铁锥嵌进肩胛，鲜血骤然喷出。
他一闭眼，一咬牙，再一用力，肩胛已被铁锥穿透，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当他在肩胛的另一端确切地触摸到铁锥已经露出后，便猛地一侧身，随之抓过那条丈余长的粗壮铁链，插进了那个血肉模糊的窟窿，待他将铁链在穿透的肩胛骨上打成死结，一瓢石灰倾覆而上之后，已成为血人的他昏死在一堆烂草之中……
半个月后，这位年迈的西蜀居士，便开始出现在关中的乡野田畴官府农家。
他血肉模糊的肩胛，拴着丈余长粗壮的铁链，铁链由肩胛垂坠下来，拖于黄土风尘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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