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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憾的是，这位慧眼大智的皇帝，在整肃僧尼队伍过程中，又感到力不从心，已成气候的“俗讲”
派僧尼和它的拥护者，对这道诏令进行了强硬的抵抗和机智的周旋，文宗的整肃计划不但没有成功，反而增加了各派之间的矛盾甚至仇视，当这个无法控制的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佛门和僧尼的灭顶之灾也算是正式到来了——这便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会昌法难”
。
随着文宗皇帝的死亡和其子武宗李炎的继位，中唐时期结束了。
作为晚唐的第一个皇帝，武宗在执政期间做的最为重大的事，恐怕就是对佛门的**灭。
在叙述武宗对佛门**灭过程之前，不妨先看一看这场法难的真正内幕。
唐武宗本人素来偏好道术，排斥佛教。
开成五年（840年）正月，唐武宗登基，这年秋天，他即召请道士赵归真等81人入宫，在三大殿修金箓道场。
第二年，即改元后的会昌元年（841年）正月初四国忌日，唐武宗按照惯例敕命行香[3]设千僧斋；到了六月十一日，武宗生日，于宫内集两街大德及道士四人谈经对论，结果两名道士被赐紫，释门大德却什么也没得到。
当时，在中国传法的南天竺沙门宝月闻此极为不满，于是不经同意，便擅自入宫，从怀中抽出表进呈武宗，请求回归本国。
见其骄狂的模样和举动，武宗大怒，当即诏令将宝月收禁五日，不放其归国，并把他率领的三个弟子与通事僧等人各打七棒和十棒。
宝月的逞骄犯颜，在武宗心中埋下了最终灭佛的种子。
武宗与道士赵归真过从甚密，赵归真和其弟子不时地为**灭佛教煽风点火，并以“李氏十八子运尽”
、由“黑衣天子”
理国，附会为唐第十八代皇帝武宗将被僧人夺位篡权，挑拨武宗与僧尼的关系。
赵归真曾在禁中设坛，要“练身登霞，逍遥九天，康福长寿，永保长生之乐”
，当他的作法最终失败后，便借口释教黑气“碍于仙道”
，唆使武宗灭绝佛教，以便升天成仙。
正是在这些挑拨、唆使下，武宗加紧了排佛的行动。
当然，会昌法难得以付诸实施，与当时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
据粗略统计，截至武宗一朝，唐朝和尚被朝廷封官的达30人之多，其中不乏有司徒、司空、国公等一类的显官贵爵，甚至有的被封为将军而参与军机事务，涉及国家军事机密。
至于那些虽无官爵，但与权贵交往密切，因而气焰嚣张的僧人，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僧众日渐形成的政治势力，冲击了正常的封建政治秩序，就不能不引起臣僚的憎恶和皇帝的担忧，这种担忧最终促使武宗走向灭佛道路。
促使武宗灭佛的直接原因，应算是寺院经济的极端膨胀和僧尼的**放纵。
由于中唐时期特别是唐宪宗一朝大力扶植佛教，致使佛教势力和社会影响越来越大，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罕见的极盛时期。
到唐武宗时，全国大中型寺院近5000座，小型庙宇多达4万余座，僧尼近30万人，寺院奴隶达15万人。
全国寺院共占有良田数千亩，形成一个又一个相对封闭的庄园。
寺院内部的经济大权掌握在住持僧手中，僧尼们极少下田劳动，而是靠农民耕种，寺院以收取地租和发放高利贷作为经济来源，这种做法使寺院经济迅速膨胀起来，以至达到“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的程度。
由于佛门僧尼凭借皇帝的支持和扶植，巧取豪夺，不仅触犯了地主和贵族的利益，而且极大地影响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寺院经济逐渐与皇权利益严重对峙。
在这种可怕局面下，佛门僧尼又不廉洁自律、谨慎行事、一心事佛，而是迷恋咒术、烧炼、鸟文等邪术，有的僧尼犯**养妻，不守戒行，甚至抢劫妇女，打砸烧掠，流氓成性，犯罪不止……这些自毁形象的表现和庞大的经济势力，在使朝廷和贵族阶级感到不安和憎恶的同时，也到了非彻底解决不可的时候了。
会昌二年（842年）三月初三日，在当朝宰相李德裕的奏请下，唐武宗敕命发遣保外无名僧，谕令不许置童子沙弥。
五月二十日，武宗将大内、两街供奉的大德裁撤20人。
六月十一日，武宗寿诞，按惯例僧道各2人入宫御前论议。
同去年一样，道士得紫，僧人空手而归。
十月九日，唐武宗再度敕令：天下所有僧尼解烧炼、咒术、禁气，身上杖痕鸟文，杂工巧，曾犯**、养妻、不修戒行者，勒令还俗。
若僧尼有钱谷田地，应收纳入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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