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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由于这位天皇对中国唐文化的偏爱，才有了《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四月》里的一段记载：
癸亥，幸近江国滋贺韩畸，便过崇福寺，大僧都永忠、护命法师等，率僧奉迎于门外，皇帝降舆，升堂礼佛，更过梵释寺，停舆赋诗，皇太弟及群臣奉和者众。
大僧都永忠亲自煎茶奉御，施御被，即御船泛湖，国司奏其风俗歌舞，五位已上并掾以上赐衣被，史生以下郡司、郡司以下赐帛有差。
日本遣唐使在码头登船（日本画，原图设色）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求学大唐归国后的都永忠，不但和天皇有所接触，还因亲自给嵯峨天皇煎茶而受到了赏赐。
由此也可以看出，茶道从中国传入日本后，嵯峨天皇已经开始把这种文化融入日本文化之中了。
正是由于僧人的引进与皇帝本人的嗜好，茶道在日本开始发展并发达起来，因而就有了关于茶树栽培和茶园设置的记载。
《日本后记·嵯峨天皇弘仁六年五月》中有“五月壬寅，令畿内并近江、丹波、播磨等国植茶，每年献之”
的字样。
又据《拾芥抄》载，当时的首都一条，正宗町、猪熊和大宫的万一町等地也设有官置的茶园，种植茶树以供宫廷之用……尽管如此，茶树的种植与茶道的传播，毕竟受到了时间、地域、条件等各方面的限制，这个时期的种茶和饮茶也还局限于寺院僧人和宫廷之间，并未在全国普及开来。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规模和范围，足可以确认在815年前后，日本已有了饮茶风俗的事实了。
根据流传画像复原的日本遣唐使乘坐帆船图
894年，大唐王朝进入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的晚期，日本遣唐使终止，中日两国信使交往亦随之断绝，只有双方民间的贸易往来还时断时续地进行。
到了宋代，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又出现了新的气象。
宋太宗雍熙元年（984年），日本东大寺大朝法济大师奝然一行五人，浮海来到中国，立即受到宋太宗的召见，并“抚之甚厚”
。
自此，日本僧人来中国求学与宋朝渡日传法的僧人络绎不绝，出现了中日佛教交流史上又一个新的繁荣景象。
日本遣唐使来华途中
尽管宋代的中国长期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但是，茶叶在社会生活和文化交流中的地位却显得日趋重要，并由此得到了更为广泛的发展。
随着产茶区域的日益扩大，出现了许多以茶为主业的农民和大规模的官营茶园，致使茶叶的产量大大增加。
又由于宋辽两国互市，宋民可以用茶换取辽货，在很大程度上又刺激了宋朝茶叶贸易的发展。
在这种大背景、大气候下，宋代的制茶技术比之唐代又有了新的突破，特别是团饼茶的制造工艺较唐朝有了更大的革新和改进，制作更为精美，形式更加艺术化，团饼的饰面开始出现龙凤之类的花纹，龙凤团饼即由此诞生。
而宋代的饮茶风尚，其传播范围比唐代更广，普及面更大，饮茶的艺术也更为精深老到。
沏茶时对火候和茶具格外讲究，饮茶的艺术境界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层次。
由此，在唐代兴起的茶宴、斗茶之风便由上层社会普及到民间，并出现了中国茶道史上的艺术奇峰。
这个艺术奇峰，不仅可以从斗茶和茶宴中领略饮茶的精妙意境，更重要的是从坐茶馆和品茶里体会到饮茶的悠闲之情、诗禅之意。
饮茶文化已成为中华民族文明无法割舍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和文化氛围中，前来中国留学的一个日本僧人，在掌握了中国的茶道精神后，将这种艺术和文化在日本进行了全面普及，为中国茶文化在日本国的传播和发展起到了最为重要的作用。
这位僧人就是被日本人民誉为“日本的陆羽”
和“日本的茶祖”
的荣西禅师。
荣西，永治四年（1142年）生于备中国（今日本冈山市）吉备津神社的神官之家。
八岁随父读《俱舍颂》，十一岁师事本郡安养寺僧静心，十四岁时，他为探求佛教知识而立志出家，并到比叡山受戒，改乳名千寿丸为荣西。
这比叡山当时为天台宗传播佛教的最高学府，以曾留学中国的最澄为首，名僧云集，特别是圆仁慈觉大师、圆珍智证大师等曾长期入唐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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