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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班子打入或接近马王堆汉墓帛书整理小组，对一些重要资料给予了严密封锁。
与此同时，在其他有关文物工作的日常事务中，对“四人帮”
的不良用心，也坚决给予了不折不扣的抵制。
在1974年底至1975年春，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后，根据中央的指示，国家文物局在中国历史博物馆筹办一个《各省、市、自治区发现文物汇报展览》。
江青闻讯之后，立即指派亲信干将插手此事，并强行将一颗上刻“皇后之玺”
的汉印和一封江青慰问西沙解放军官兵的电报放入展柜之内。
那颗汉印原是一位陕西农民从土沟里捡到的，有人曾误认为是吕后之印并做过宣传，江青对此印颇为重视，早就想利用这个“活生生的事实”
为自己的女皇梦寻找根据，这次总算找到了机会。
她要让人们在看到这颗皇后大印的同时，对照那封慰问西沙官兵的电文，自然地想到当代女皇的天威地恩。
但是，当王冶秋在审查即将开幕的展览并发现此事后，立即沉下脸对这个展览的负责人沈竹说：“我们的展览不要摆有关江青的东西，想当女皇到自己家里关起门来当，我们不干涉，跑到这里来当不行，印玺和慰问信全部撤掉重换其他的文物。”
皇后之玺印文
咸阳狼家沟出土，高2厘米，宽2.8厘米，正方体，用著名的新疆和田玉精雕细琢而成。
玺面阴刻篆文“皇后之玺”
字，字体庄重，刻镌利落，韵味高雅，雍容大度。
玉玺四侧面阴刻流畅的云纹。
顶部用线雕、高浮雕和圆雕相结合的手法，雕琢出螭虎形象，特别引人注目。
螭虎身体盘卧，头部略仰，双耳贴于脑后，一双圆亮的眼睛，虎视眈眈地直视前方，虎踞螭盘的造型，显示出皇家的威严和大气
王冶秋此说和表现出的刚烈态度，使沈竹大为惊讶和为难，如果照原话传达下去，势必会给这位文物局局长招来横祸；若不照办，王冶秋一定不会答应。
权衡再三，沈竹决定找博物馆馆长杨振亚等少数几个人商量后再作行动。
杨振亚馆长态度明确地支持了王冶秋，以那颗印玺不是从墓中出土，而是当地民众从山沟中偶然捡得，可能是后人伪造和那封电报涉及军事情况，应属内部文件，不宜公开展出，以防泄密等情况为由，全部撤换下来。
江青闻讯后，深知这是王冶秋所为，但又找不到理由发作，只好恨恨地对手下的干将们说：“走着瞧，老娘不会放过他！”
此事过后不长时间，江青果然采取行动了。
于会泳控制的文化部突然向国家文物局派驻工作组，宣称马上接管文物局，并撇开文物局党委和所有的领导，直接到基层单位搜集王冶秋的有关“反动言论”
以及追随王冶秋的“三黑”
（黑干将、黑爪牙、黑线人物）人员的材料。
与此同时，“罗思鼎”
们开始横空插入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大肆攫取甚至劫掠有关帛书、帛画。
整个文物局上下顿时被搅得鸡飞狗跳、浑水四溅，处于一片惊恐和慌乱之中。
鉴于如此严峻的局势，王冶秋不得不向病中的周恩来求援，周恩来听取了汇报后，在鼓励王冶秋和文物局的其他领导顶住，并严密监护好马王堆出土帛书、帛画的同时，又急召邓小平、李先念等人密商，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将文物局迅速从代管的文化部划出，直属由周恩来、邓小平等人控制的国务院领导。
这个决策的迅速施行，使“四人帮”
整治王冶秋的阴谋未能得逞。
1975年2月3日，周恩来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登上《时代》封面。
自这次险恶事件发生之后，免遭横祸的王冶秋，出于对周恩来的崇敬和感念之情，在每次去医院探病和汇报工作时，都要带上马王堆帛书整理小组整理出来的帛书、帛画，请周恩来观看和欣赏，以便转移他的视线，减少病痛，带来一点轻松和愉快。
在王冶秋的心目中，周恩来最有资格和权力最先观赏这一倾注了他无数心血和精力的人类文明至宝。
但大病缠身、痛苦不堪的周恩来，以他的性格和长期养成的工作作风，在每次观赏之后，总是细心地提出一些研究者极易疏忽的、便于做进一步探讨和修改的指导性建议，令王冶秋极为感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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