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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于会泳正式将这一决定通知电影厂时，他在心中还暗暗祈祷上苍，此事最好不为江青所闻，或者是虽为江青所闻，但正好这位神经质的女人卷入其他方面的权力角逐，不把此事放在心上……但是，所有祈祷很快被事实证明只是一厢情愿的徒劳。
当影片在国内影院上映后的第二天，身在高墙内的江青就通过不同的渠道得知了这一在她看来大逆不道的重大消息，并为此大为光火。
她要通了于会泳的电话，在一番严厉的痛骂之后，指示由文化部出面，立即停止此片的公映，一切后果由她负责。
鉴于江青的**威，于会泳自是不敢怠慢，亲自指挥人员将已发行的影片拷贝以最快的速度收回，言称此片还有某些错误和问题待进一步修改后再作发行、公映。
就在于会泳为影片的审查问题和电影厂领导反复拉锯时，新华社的专稿也摆在了姚文元的办公桌上。
同于会泳的心理一样，这位政治舆论工具的操纵者，也在为这份专稿的审批犯难。
尽管他比于会泳的政治地位高出了许多，同时也更受江青的看重，但面对周恩来这道难以冲垮的大堤，他不得不做慎重考虑。
当然，他的考虑除了周恩来及其支持者本身所具有的威慑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如何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在自己的对手所做或所支持的事情中，设法找出差错或一个什么差错，来反置对方于不利的境地，这就是他和江青等人常说的“让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的格言。
在此之前，他们就曾抓住周恩来和其支持者邓小平等人所做的几件涉及国际贸易问题而大做文章，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和冷淡。
这次，他同样要故技重演，设法从鸡蛋中找出几根骨头，以让周恩来难堪。
但就马王堆的考古发掘而言，又实在找不出什么差错置对方于不利，因为毛泽东在70年代初期曾明确说过“我相信考古，因为它有文字可考”
的话。
或许正因为有了这条“最高指示”
，周恩来才敢于出面支持文物展览和各地的考古发掘。
不过姚文元毕竟是姚文元，不愧是中国当时的头号政治文痞，他竟从新华社上报的这份专稿的字里行间，发现了一个极大的门道，这个门道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老子》和《经法》《十大经》等佚书。
他隐约地感到，这批古佚书，或许正是“批林批孔”
、扬法贬儒的不可多得的第一手材料。
为了证实这个预感，他专门从自己在上海的那个化名“罗思鼎”
的写作班子抽出几员干将，调往北京安插在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帛书整理小组的外围，不露声色地攫取资料，按照他的构想，悄悄地研究。
几员干将不负所望，很快从帛书中找到了符合主子欲望的突破口。
姚文元听取了几员干将的汇报后大喜过望，立即给江青打电话，以沾沾自喜的口气说道：“我有了另外一个考古发现，他们那伙人从马王堆古墓里挖出了一颗打击自己的炮弹……”
对于姚文元云山雾罩、**洋溢的一番话，江青开始大感糊涂，待姚文元将他的“发现”
和政治阴谋和盘托出后，江青才极其得意地狂笑起来。
按照江、姚两人的密谋，新华社送审的专稿在做了部分删改后得以顺利通过，并于1974年8月18日向全世界公布。
令江青、姚文元没有想到的是，这份专稿发出后，竟被居住在长沙的毛泽东见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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