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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史书上对这件事记载极不详备，至于苏秦，倘若按照传记上所说，这时已成亡鬼，因此，他在这个事件中的活动便只字未提。
而从出土的帛书看，苏秦正是这幕重要“历史剧”
中的主角。
由此可知这批资料就连司马迁也没有全部见到过，从而也可进一步推断，这部文献已经湮没2000多年了。
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无疑使战国史的研究者开拓了新的眼界。
在此之前，对战国史实的编年主要依靠《史记》和《竹书纪年》。
《史记》中战国年代排比错误很多，相沿甚久，难于校正。
而《竹书纪年》所见只是辑本，而且史事终于魏哀王（襄王）二十年（公元前299年），下距秦始皇的统一还有78年。
因此，历代研究者在使用《纪年》以订《史记》编年之失时，既有不少困难，亦不可能臻于完备。
三号墓帛书的出土，为研究者提供了前所未知的丰富资料，对旧有文献大有补缺订误之功，尤其是其中大部分资料的年代都在公元前299年以后，恰好是《纪年》所未记录的时期。
若就史料之详细、情节之生动而言，其价值明显远在《纪年》之上。
张仪画像
令整理小组的研究者深感意外的是，这27篇文献包括书信、游说词、对话记录等，有专门记言的，有记言兼记事的，还有记言、记事并附议论的。
绝大多数篇章均无作者或游说者的姓名。
次序杂乱无章，编排也不按时间先后，有几篇已残缺不全，内容不能十分明了，个别错字和脱落之处，也未一一订正。
还有几段文字被抄书者颠倒了位置，经过仔细观察，才找到其原来正当的位置。
由此可见，帛书可能是从竹书原本转抄来的，竹书已有错简和脱简，帛书的抄写者就沿袭下来了。
战国时代贵族没落，武士失职，游说实为当时贵游之士有效的利禄之途。
如果说春秋时代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士君子必须学习的学科，《战国策》便是这个时代游士必须认真揣摩的典籍。
战国中期以后，在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的斗争中，出现了复杂的斗争形势，纵横家在发动合纵连横的斗争中，更是讲究游说。
因为讲究游说，就有人按照当时政治斗争的需要，把前人游说君王的书信和游说词收集汇编起来，编成各种册子以供学习模仿。
所以到西汉末年刘向编辑《战国策》时，在皇宫的书库里就发现有记录战国游说词的各种不同的册子，其名称为：《国策》《国事》《短长》《事语》《长书》《脩书》等。
有以国别分类的，也有杂乱无章的。
所谓《国策》《国事》，该是以国别分类编辑的；所谓《事语》，该是按事实分类编排的；所谓《短长》《长书》《脩书》，就是记载纵横家言的。
短长，就是“权变”
的意思，司马迁所谓“谋诈用而从（纵）衡（横）短长之说起”
（《六国年表序》）。
刘向以这类书中“有国别者八篇”
为基础，把其他各种册子的资料按国别、年代加以补充，删去重复，编辑成了《战国策》33篇。
因为这是根据不同来源的册子汇编而成，内容比较复杂，当然免不了有重复的地方。
就此书的流传脉络来看，刘向校录的《战国策》书流传至北宋时几无善本，高诱《注》亦无全书，曾巩访之于士大夫家，始尽得其书，后来王觉又得馆阁诸公家藏数本（并见姚本《战国策叙录》），这些士大夫或馆阁诸公的家藏本，可能有出于刘向编录以外的民间传本。
姚本于第二十一卷末注云：“集贤院本第二十一卷全不同，疑差互。”
由此可以看出这样差互而全不同的传本，绝不是同出于刘向校录本的。
战国末年，由秦国来完成统一大业的趋势已经形成，东方六国常常图谋合纵抵抗秦国，挽救自己的灭亡，因而纵横家的活动盛极一时，苏秦的游说词便广泛流行开来。
从历史的具体情形看，三号墓出土的这部帛书之所以会用近23的篇幅来记录苏秦游说词，不是偶然的。
在《汉书·艺文志》纵横家中，《苏子》就居于首位，篇数最多，多到31篇。
在今本《战国策》中，有关苏秦的资料，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其他纵横家。
正因为苏秦是纵横家学习模仿的榜样，他的游说词是练习游说用的主要脚本，其中就难免有许多是假托他编造出来的，不但夸张虚构，而且年代错乱、矛盾百出，这便是司马迁所谓的“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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