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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人在秦朝时为番阳县令，很受当地百姓及江湖志士的敬慕。
当陈胜、吴广等人举起反秦的大旗后，他亦率一帮生死弟兄开始与秦王朝为敌，并与项羽为盟。
后来转降刘邦，并在楚汉战争中立下了卓越战功，被刘邦于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封为长沙王。
此时的长沙国是汉初分封的诸侯国中最为特殊的一个。
西汉以前的长沙国只是秦时的一个郡，秦之前则属于楚国的地盘。
虽然这次由郡改国后，在汉中央朝廷的诏令中明确规定以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五地都归长沙国管辖。
但当时的豫章实属以英布为国王的淮南国，而象郡、桂林、南海三地则为独霸一方的南越王赵佗所占，吴芮实际掌管的范围仅长沙一郡之地，约为湘江河谷平原的十三县之地。
据做过长沙王太傅的贾谊于公元前174年上书说，汉初的长沙国民户只有25000，按《汉书·地理志》长沙国户口比例推算，那时的人口数为十一二万。
由此看来这个王国是较小的。
虽然长沙国国小人少，却夹在汉朝廷所属领地与南越诸国之间，是阻挡百越诸侯国进攻汉中央的门户，而利苍的原籍可能就在长沙国的版图之内。
他对长沙国的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应该比较了解和熟悉，故让利苍到长沙国任丞相，除了监视和控制长沙国外，还有一个除他之外别人很难胜任的重要任务，那就是监视百越之地的诸侯国的异常动静，特别是军事方面的行动。
以他身经百战的经历，这个重担是能够胜任的。
利苍就是在这样复杂的政治背景中，肩负着中央朝廷及刘邦本人的重托走马上任了。
他上任后的情形是什么样的呢？按《史记·五宗世家》载：“高祖时，诸侯皆赋，得自除内史以下，汉独为置丞相，黄金印。
诸侯自除御史、廷尉正、博士，拟于天子。
自吴、楚反后，五宗王世，汉为置二千石，去‘丞相’曰‘相’，银印。
诸侯独得食租税，夺之权。”
从以上的记载可以看出，就在利苍上任的西汉初年，诸侯国王的权力相当大，在这个小朝廷里，除丞相要由汉朝中央任命外，其余所有官吏都由诸侯王自己任命。
诸侯王是王国的真正统治者，而丞相的职权只是辅佐诸侯王进行统治。
虽然此时王国丞相使用的是极富权威性质和中央级规格的黄金印，但由于他所领导的官属臣僚都是诸侯王的亲信，所以他的实际权力必然受到一定的掣肘和限制。
可以想象，这个时期的利苍在长沙国所发挥的作用是不明显的。
而其他被派往诸侯国为丞相者的政治命运，也应该与他相同。
或许正因为如此，才出现了虽有丞相监视，但王国还是不断有叛乱和向汉中央朝廷发难的事情。
继吴、楚七国叛乱之后，中央洞察到了这个缺憾，汉景帝决定改诸侯国的丞相为“相”
，并规定王国朝廷的高级官吏统统由中央任命，与王国相都属于中央方面派来的人。
这样，诸侯王被无形之中架空了，直接统治权完全被剥夺，而王国相虽然将金印改为银印，从外表上看，似乎职位有所降低，但权力却大大加强，并成为实际上王国的最高统治者。
从利苍在长沙国为丞相的时间看，由于他在高后二年死去，生前使用的应为黄金印。
但从马王堆二号墓出土的三颗印章看，除一颗私章是玉质外，另外两颗爵印和官印分别为铜质，显然不是原印，而是专为死者殉葬做的冥印。
至于当年利苍用过的黄金印流落到何处，则难以知晓。
不过，就在马王堆汉墓发掘之后，定居北京的语法修辞大师黎锦熙，看到了该墓的发掘简报，突然想到他在湖南湘潭的老家中，曾藏有祖传的“轪侯家丞”
的铜印。
待他寻找时，方知此印已被自己的孙子送于某位国画大师的孙子作为债务抵押了。
再找某人询问，回答是早已丢失了。
这颗铜印的真伪及来历，也由此而成了一个不解之谜。
吴氏长沙国疆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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