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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起了两个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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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人员在一号墓的封土之上连续挖掘了三天，但面对高20多米、底座近60米的山丘，发掘者无疑形同蚂蚁啃骨头，费了好大的劲，才啃出了一个小缺口。
“崔馆长，咱不能再这样干下去了，就凭我们这些人，要是将这座山搬掉，不需要一年也要十个月，到那时，如果墓中还有珍贵文物也早烂掉了。
这种做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书生熊传薪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你说怎样才是科学的？年轻人不要认为吃了一点苦就指责这不科学，那不科学，毛主席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科学也是在实践中干出来、拼出来的。
当年我在山西农村干革命，吃的苦比这多100倍，革命不还是成功了。
现在我们要发扬毛主席他老人家谆谆教导的‘愚公移山’精神，毛主席的光辉篇章《愚公移山》你知不知道？”
新中国成立前就在山西农村当过民兵和基层干部的崔志刚，又仿佛置身于往日的革命岁月，习惯性地做起了政治思想工作。
书生熊传薪苦笑了一下，说道：“《愚公移山》这篇光辉著作，中国人谁不知道，说的是一个叫愚公的老头领着他的儿子、孙子挖山没挖开，最后由天帝出面帮助，才将两座山给搬走了。
我也可以到外单位雇两台推土机来，先将墓的封土推掉，等露出墓口再用锄头一点点地挖，这样既节省了时间、人力、物力，对墓中文物的保护也有好处。”
侯良听了这个建议，心头为之一震，但没有马上表态。
因为他不是学考古专业的，是新闻工作者出身。
1949年，在解放战争的隆隆炮声中，作为学生的他离开了河南开封师范学校，响应党的号召，来到了西南野战军李德生师长的麾下，在政治部从事新闻记者工作。
后来又随志愿军进入朝鲜作战，一直从事战地新闻报道。
1956年因患病从部队转业来到长沙，在文化厅落脚，然后开始筹备建立湖南艺术学院，后来又到湖南省艺术学校担任领导。
想不到“文革”
一开始，他就被打倒并被关了起来，不久又被下放到湖南靖县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直到1969年11月才返回长沙，重新分配到湖南省博物馆主持工作。
后组织又派来工农干部出身的崔志刚来博物馆当第一副馆长兼党支部书记，他也被正式任命为副馆长兼党支部副书记，分管业务工作。
今天，面对博物馆唯一一个考古专业毕业的年轻书生的建议，同样作为知识分子的侯良不得不慎重考虑。
“这样做，违不违反科学考古程序？”
侯良仍然以新闻工作者的敏感、谨慎的职业习惯提问着。
“这在考古学上是允许的，是符合科学发掘要领的。
当年北京的定陵发掘，开始时就是用的推土机等大型机械，直到发现地下玄宫后才人工操作。
其他好多大型墓葬的发掘也是这样做的，马王堆的发掘也完全有理由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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