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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览有宋一代史籍,发现关于宋太宗一朝政事的记载,有两个显著的反差:一是官修史书许多方面或者失载,或者语焉不详,而所谓野史或民间传闻所记却异常繁富,这在历朝历代也是比较突出的;二是在一些私家著述或所谓野史、传闻中,披露了宋太宗的许多并不光彩的甚至损名败德的事,有一些涉及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可是在正史中不仅全部隐去,而且还反话正说,曲尽美化之能事,这在《宋史·太宗本纪》和北宋末年进士江少虞编纂的《宋朝事实类苑》中最明显。
本来,在中国的史官中存在着对当代史事秉笔直书、毫不隐瞒回护的优良传统,像先秦时代的史官董狐、南史,汉代的司马迁,都是这方面的典范。
直到魏晋南北朝时期,还或隐或显地留下一些“直笔”
的余脉。
比如,苻坚的寡母曾引将军李威为男宠这样的家丑竟记载在起居注里,苻坚看到后当然要“既惭且怒”
了。
北魏最高统治者拓跋氏的先世翁媳婚配之类的旧俗,史官撰国史时也曾据实直书。
当然,这在封建时代已属凤毛麟角了,迨至宋代之后,史官的这种优良传统已经完全断绝了。
应该承认,宋太宗的功业还是很显著的。
继位之后,他大体沿袭了太祖时期的政策,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基本实现了国家统一;同时,不管出于何种考虑,牢笼读书士子也好,炫耀文治之功也好,组织编纂《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对于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对于这些方面,官修史书做了客观的较为详尽的记述,是正确的,也是应该的。
但在军事方面,则举措失当,八年之中打了五次大的败仗,丧失了军事优势,引发了财政危机,开始形成积贫积弱的局面,这也不应加以隐讳与缘饰。
鲁迅先生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
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
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这反映在对宋太宗的记述上也是如此。
比如,焚毁晋阳城这样一件大事,在《宋史》本纪中只是用“堕其城”
几个字一笔带过。
宋太宗在征辽中指挥失当,全盘尽输,丧师不下三十万,这在本纪中根本看不出来;即使那次几乎全军覆没、太宗险些被俘的高梁河之战,也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帝督诸军与契丹大战于高梁河,败绩。”
之所以出现野史、杂记多所记载而正史却避而不谈的现象,除了一般情况下史官“为尊者讳”
以外,还和宋太宗的出面干预有直接关系。
他怕把一些不光彩的事情记上去,影响后世对他的评价,所以,他对宋初史料的编纂极为关注。
他一改前朝的惯例,专门做出规定:本朝的时政记和起居注,必须按月先送他本人审阅,然后再交付史馆。
这样,作为修史时的主要依据的《太宗实录》,其可靠性就很难说了。
史载,太宗朝,有人向朝廷进言,请求放出宫女三百人。
太宗对宰官说:“宫中无此数。”
而且,本人亦自诩:“朕即位以来……朕持俭素,外绝游观之乐,内却声色之娱。”
从这些情况看,太宗似乎并不留意女色,宫中也是清净简约的。
但是,实际并非如此。
太宗刚刚去世,继位的真宗就对辅臣说:“宫中嫔御颇多,幽闭可悯。
我已经告诉宫中,把那些进来年头多的统统放出去。”
时隔三年多,儿子就给老子一个反手巴掌,戳穿了他的鬼话。
《烬余录》载,太宗既平北汉,圣心狂悦,率军征辽时,尽载北汉妃嫔随御,诸将亦掠北汉妇女以充军妓,致令士气不扬,全军尽覆于高梁河。
南宋初年的王铚在《默记》中披露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光义在做开封府尹时,一青州人携一十许岁小女,到南衙办理产业事,光义一眼就看中了这个女孩,硬是通过手下的安习给强买下来。
太祖听说后,十分气愤,不便直接追究光义的罪责,便下令追捕安习归案。
光义只好把他藏匿在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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