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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诗仙李白则毅然拒绝赴考，远离科场，结果无缘魏阙，浪迹江湖。
这样也好，博得个身心自由，率情适意。
可以说，一千余年的科举史，就是由这些落第者与及第者以眼泪与欢笑书写的。
而才人的落拓失意，则为文学史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这里只概略地列出两个有规律性且相互关联的课题。
“古来才命两相妨”
，唐代诗人李商隐的这一名句，高度概括了历史上才大如海的杰出人才总是命途多舛的悲剧现象。
人们常以才高命短的贾谊、王勃、李贺为例，说一个人的才华与命运常常是相克相妨的。
杜甫就曾悲吟过：“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
，“古来材大难为用”
，“终日坎壈缠其身”
。
由此，又得出另一个耐人寻味的课题——诗文与命运的关系。
韩愈在《荆潭唱和诗序》中说：“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
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发于羁旅草野。
至若王公贵人，气满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则不暇以为。”
欧阳修亦有类似见解：“诗必穷而后工。”
当代著名学者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一文中指出：“唐人以科举为题材的诗篇，还是以写落第的作品最好。”
验之以韩愈，亦然，大量传世名文都是困顿、穷愁期间写出来的。
四
不管怎么说，人们对于这位“百代文宗”
蹭蹬蹉跌几十载的仕途经历，还是抱着无限同情、痛惜的态度，意有不平，“于心有戚戚焉”
。
当然，如何看待韩愈汲汲求仕，学人也有不同的看法。
主要观点认为他求官心切，“热中躁进”
，“不善处穷”
，不理解他何以苦苦追求，简直到了“惶惶不可终日”
的程度。
也有人认为，既然李白与其父亲韩仲卿交谊甚深，在所撰《武昌宰韩公去思颂碑》中对韩仲卿赞美备至，那么，晚辈韩愈何不学学李白的远避尘俗、超然物外呢？由此再深入一步，责其“逢迎权贵”
，俯首乞怜，更有甚者说他丧失尊严、丧失人格。
这里有一个如何读史，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
读史，贵在通心。
未通古人之心，焉知古代之史？法国史学家布洛赫说过“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
通心，首先应能设身处地地加以体察，也就是要把历史人物放在当时当地的历史情境中去进行考察。
南宋思想家吕祖谦有言：“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之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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