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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别必怨，有怨必盈。
使人意夺神骇，心折骨惊。”
最后的“心折骨惊”
实际上是指心惊骨折的精神错乱、悲痛异常的状态。
看得出来，江淹已经习惯这种写法了，诚如李善在《文选》注中所言：“江氏爱奇，故互文以见义”
。
这种事例，在后代的诗文创作中屡见不鲜。
比如，杜甫的《秋兴》诗第八首中“香稻啄馀鹦鹉粒，碧梧栖老凤凰枝”
一联，原本是鹦鹉啄余香稻粒，凤凰栖老碧梧枝，可是，他偏偏要倒过来说。
这么一颠倒，变叙述句为描写句，突出了香稻与碧梧这两个主体，使审美意义与节奏意义大于语法意义，不同凡响。
再如，杜诗中有“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
一联，就语序来看，也似乎不顺，可是，若从体物深细，引人注意“绿垂”
“红绽”
后文的角度来思考，又确实觉得高明。
它们都体现了杜诗“以意为主，以独造为宗，以奇崛沉雄为贵”
（明人王世贞语）的特点。
当代国外文艺理论家有所谓“陌生化”
的说法，就是使审美对象陌生化，触发艺术鉴赏中的理性激动，从而延长审美感知的过程。
一切熟知的事情，人们往往以为理所当然如此，因而轻忽了它的存在，放弃了深度理解。
所以，文艺理论家提出：“要把熟悉当作陌生，要把习俗当作不可思议，要把平常当作惊异！”
当然，江淹也好，杜甫也好，他们构造奇崛的句子、沉雄的意境，出发点不只是标奇立异，引人注意，也反映了他们胸中存有一种郁勃不平之气。
三
说到“江郎才尽”
，后世更是聚讼纷纭，争议不休，主要集中在江淹是否真的“才尽”
和如何看待“才尽”
这两个焦点上。
这就进入了第三个话题。
现在来看，江淹的那些名篇力作确实产生于青年时代，特别是遭到贬谪期间；中年以后，随着名位不断增高，官声日益显赫，文学创作便逐渐走向低潮。
《南史》本传中也是这么说的：“淹少以文章显，晚节才思微退”
。
那么，原因何在呢？长期以来，人们都把它说得很神秘。
最早给出答案的，是与江淹同时代而稍晚的南朝梁文学批评家钟嵘。
钟嵘在《诗品》中提到，有一天晚上，江淹夜宿冶亭，“梦一美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我有笔，在卿处多年矣，可以见还。
’”
江淹听了，便从怀中取出五色笔来，还给了那人，“尔后为诗，不复成语，故世传江淹才尽”
。
这种说法影响颇大。
到了唐代，史学家李延寿撰写《南史》还把它收入江淹传里，并且踵事增华，添枝加叶，又塞进去另外一个故事：江淹曾“夜梦一人自称张景阳，谓曰：‘前以一匹锦相寄，今可见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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