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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边的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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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志清、水晶、朱西宁等人在《中国时报》《人间》副刊上发表了大量讨论张爱玲的文章，副刊主编桑品载每次都要写信征询张爱玲意见，因此两人长期保持联系。
一次，桑品载得知张爱玲要将一篇描写北方军阀的英文小说翻译成中文，大喜过望，马上跑去董事长那里汇报。
董事长责成他用尽全力去弄到稿子，并欲先寄5000美金做定金，稿酬也相当丰厚。
张爱玲委婉地说稿子还没写好，且也不愿意接受预付。
不过桑品载既然受了董事长的托，拿不到稿子也不好向上交代，于是旁敲侧击地向张爱玲要文章，张爱玲也被他的诚意打动了，后来寄来了三万字的《谈看书》，又怕不符合报纸刊登条件，便在信中嘱咐说：
久以前说要写篇散文寄来，迟到现在才交卷，真太荒唐。
这篇又实在太长，如果与报纸体裁不合，请千万不要跟我客套，寄还给我，以后有较短的再奉上。
这段时间，张爱玲正在翻译《海上花列传》，其他创作很少。
因此桑品载不太可能争取来张爱玲的新作。
在翻译《海上花列传》英文版和中文版期间，年轻学者司马新闯入张爱玲的视线。
他的论文选题也选择了《海上花列传》。
不过导师与周遭人均不懂吴语，虽然自己懂苏州话，但是无法确认研究是否正确。
导师认为如果想写好这个论文，需一位懂得吴侬软语的学者帮助自己。
司马新找到夏志清，夏志清立即想起张爱玲并推荐给他。
司马新接受了夏志清的建议，当即写信向张爱玲讨教，还希望借阅她手中的资料。
张爱玲在回信中，先谈了自己《海上花列传》的翻译进展，还解释说自己的资料极少。
随后司马新便将自己部分论文寄给张爱玲，希望她能批评指正。
两人一来二去的，联系便开始频繁起来。
一次司马新信中提到自己想要翻译张爱玲的小说《年轻的时候》，以发表在自己任编辑的杂志上。
张爱玲看了信后立马犯了难，在回信中委婉的推辞说：
未能遵嘱从速作复，其实写信并不费时间，不过实在为难。
前一向台北P.E.N杂志要登我一个短篇小说的译稿，又有人要翻译一篇编入印大印刷所的一个选集，我都回掉了，声明一定要自己译，不过日前没工夫。
如果出尔反尔，去登在别处，太说不过去了，要得罪人。
只好请不要发表，希望你能原谅。
总之如果先写张便条来跟我说一声就好了，不致让您在百忙中再浪掷时间，使我歉疚到极点，祝海上花论文一帆风顺。
1980年司马新毕业后，在波士顿任职。
公司与香港和上海有业务往来，司马新回国前，经常问张爱玲是否有什么事情要办，或捎带给谁什么讯息。
而此时中国业已开始迈出改革开放的步伐，僵化的思想也开始变得更开放和包容。
于是司马新劝张爱玲回家看看，会发现更多惊喜，张爱玲不置可否。
1982年，北京大学留美访问学者——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方文化系研究员乐黛云十分欣赏张爱玲，希望能通过司马新请张爱玲去北大进行私人访问。
张爱玲回信婉拒：
承向乐黛云女士我的作品，非常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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