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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困穷，财力俱竭，安居则不胜冻馁，死期交急，剽掠则犹得乱起，于是始相聚为群盗。
其实，早在隋炀帝一征高句丽时，隋朝国内的动乱，便已经初现激变的苗头，直到后来，这种苗头，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了。
大业七年（611年）七月，还在第二次南巡的隋炀帝，乘龙舟由江都北上，结束了二下江都的旅程，经过刚刚竣工的永济渠，前往涿郡。
路上，这位大隋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正式颁布了讨伐高句丽的诏命，令幽州总管元弘嗣，前往东莱郡，督造舰船三百艘。
日夜赶工的民夫，长时间站在水中干活，以致腰部以下都生蛆了，死者多达十之三四。
然而，隋炀帝要求的排面，却远远不止于此，他还下诏，调全国府兵，无论路途远近，悉数都要到涿郡聚集。
河南、淮南、江南各郡，则要打造五万辆车，负责运送物资，按时送往高阳郡。
同年七月，隋炀帝再调淮南、江南的民夫船只，将囤积在黎阳仓、洛口仓的粮食，运往涿郡。
于是，纵观隋朝境内，载有兵器甲仗的车辆，运送粮草的船只，往来奔走的府兵，日夜不断，拥挤于路途之上，累死道旁者，更是无法统计。
至大业八年（612年）正月，隋炀帝在涿郡集结大军，共一百一十三万余人，号称二百万大军，正式对高句丽发动攻势。
至此，隋炀帝在帝国战略层面，又一项宏大的筹划，——讨伐高句丽，拉开了序幕！
然而，在这大军百万，旌旗蔽日的大场面背后，却是隋朝百姓从大业元年（605年）至大业八年（612年），七年之间从未中断的劳役与伤亡。
当农耕社会下的底层农民，被迫离开土地，耕种错失时令，颗粒无收，田地荒芜，还要承担沉重的赋税时，皇帝没有下令与民休息，却是颁布了新的征税诏命，为东征高句丽筹措物资。
而隋朝的官吏们，在接到命令的第一时间，便低价收购老百姓手中的粮食，随后对外公布诏命，要求征税，百姓只得再以高价，从官员手中买粮。
简单的一进一出，官员能从中获取的暴利，达数倍之多。
大业七年（611）时，山东、河南爆发水灾，三十余郡被淹没；接着，同年十月，黄河砥柱崩塌，土石塞堵河道，造成河水逆流数十里，吞噬周边城池。
然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天灾，朝廷却守着各处义仓，不肯开仓放粮，赈济饥民；黎阳、洛口的储备，只顾运往辽东。
这一刻，悬在百姓头上的生存红线，彻底绷断。
邹平人王薄，率先揭竿而起，自称“知世郎”
；紧接着，平原人刘霸道，高鸡泊的孙安祖、窦建德，河曲张金称、蓨县高士达等人，蜂拥而起。
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唱响了隋末天下动乱的乐章。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锦背裆。
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
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
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
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
再到后来，隋朝百万大军，折戟辽东，令隋王朝威风扫地。
与此同时，国内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渐渐呈现糜烂之势。
面对农民起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的局面，隋炀帝深知北方大乱，已经不可扭转，为了躲避战乱，于大业十二年（616年）第三次巡游江都，离开中原。
隋炀帝临行之前，将西京大兴城（长安）和东都洛阳，扔给了自己的两个孙子，命代王杨侑镇守大兴城，越王杨侗镇守东都洛阳。
隋炀帝自己则一走了之，而代王杨侑和越王杨侗，他们都是隋炀帝早逝的嫡长子元德太子杨昭的两个儿子，当时都只是十几岁的孩子罢了，怎么能应对了如此的乱局。
隋炀帝将北方乱局交给两个孩子打理，明显就是逃避责任。
隋炀帝三下江都，这一走，天下大乱的局面就变得更加严重了。
到了大业十三年（617年）的时候，隋朝国内，形成了三支最重要的农民起义军力量。
以窦建德为首的河北起义军，以杜伏威、辅公祏为首的江淮起义军，以李密、翟让为首的瓦岗军。
而此时，李密正率领瓦岗军，大举围攻洛阳，与驻守洛阳的隋朝江都通守王世充，殊死搏斗。
天下大乱，群雄并起。
此时，身在江都的隋炀帝，想的并不是如何平定国内烽烟，而是选择了两耳不闻窗外事，破罐子破摔，实行自欺欺人的“鸵鸟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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