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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东部，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式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
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祖先和神灵的，或许他们会戴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饰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风调雨顺、土地上的民众人丁兴旺。
二里头不仅仅是一处“城市”
，它实际上是一处都邑性质的所在，其统治力控制着辐射向四周很广的区域。
按照前文所说的文明标准，二里头社会已经具备了冶金术、城市以及信仰体系。
尽管二里头遗址尚未发现文字证据，但它所显示的文化高度和影响力，已经可以算是跨入了文明古国的门槛。
考虑到之后的商朝就是接续了二里头社会称雄中原地区，很多学者认为，最早的中国就出现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
与大陆西边的一些文明如巴比伦文明相比，最早的中国自诞生的那一天起，就具有独特的气质。
与西方世界偏重宗教主导的古代文明不同，古代中华文明偏重祖先崇拜，并围绕祖先崇拜构筑起自己的文明结构。
这种不同地域的文明差异，是如何塑造出来的呢？
早在5000多年前，西亚两河流域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入海口附近，就出现了一批泥砖建筑城市—苏美尔城市，这是地球上最早出现的城市群之一。
苏美尔人是地球上最早的象形文字—楔形文字的发明者、两河流域最早的定居者。
这些苏美尔城市的出现，与贸易有很大的关系，城市的位置正是陆地上的商队与海洋、河流商船交接的地方。
在苏美尔城市中，居民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地方贵族，统治着当地的农民和奴隶，在城市周边拥有耕地；第二类是商人，以及为商队服务的随从、水手们；第三类是祭司，他们也拥有土地、牧场和大量劳工，但与贵族不同的是，他们是神灵在人间的仆人，主要工作是建造神庙、供奉物产以取悦神灵。
苏美尔祭司们的权力很大，在早期甚至通过选举的方式确定负责执行城市事务的首领。
在苏美尔城市出现之前，当地只有一些狩猎采集者，所以苏美尔人最初是“外来户”
，他们白手起家建造了城市，并兴修水利发展灌溉农业，大张旗鼓地开展海路和陆路贸易，促进城市发展。
作为“外来户”
，要维系自己的统治，苏美尔人的上层选择了依靠宗教来树立权威、团结民众。
宗教中的神灵虚无缥缈，具有超越族群差别和阶层差异的普适性，便于苏美尔上层统治本地原住民，以及从各地迁移而来的新住民。
以宗教立城、以神权治国，这正是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的特色，注重贸易财富的外来祭司主导了两河流域文明国家的形成。
这种特色也被西方世界不同地方、不同时代的各种文明继承和发扬。
从苏美尔文明的出现与演变来观察中华大地的早期文化和文明，我们会看到，南方的良渚文化与苏美尔文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良渚文化可以被认为是“突然之间”
在江南地区勃发的，而且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
这似乎暗示我们，良渚文化的上层神职人员，说不定也是“外来户”
，他们从远方迁入江南地区后，以自己的宗教作为精神支柱（他们可能还携带了远超过南方本地的玉器技术而来），构建了他们的地上天国，管理大量的人口和土地。
但是，北方中原地区的各种文化乃至最早的中华文明形态，就与苏美尔文明南辕北辙了。
考古遗址告诉后人，中原地区城市群的出现过程大体上是这样的—大地上先有了大量的农耕聚落，以周边的农田养活部落民众；然后聚落不断壮大，最终有些聚落成长为地域性的城市，具有贸易功能。
中华大地是先有农田，再有城市，而两河流域是先有贸易城市，再有配套农耕聚落，两者路径截然不同。
既然中华大地上的城市是从更古老的农耕聚落一步步扩大而来的，就基本上不存在“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的现象，部落的信仰工作主要由部落自己的首领及其亲属“代劳”
了，部落首领既是行政长官，也是宗教首领，当然也是祭祀祖先的族长，或者即便他们不是每个角色都担任，也是由自己的亲族来分担某些角色。
每个部落的成员，在血缘关系上是亲密的，因此在部落内部，对共同祖先的崇拜就变得比对共同神灵的信仰更重要，或者说，更有利于首领统治民众和团结民众。
很多时候，部落的祖先就相当于本族群的“神灵”
一样的存在。
即便各个部落组成了部落联盟，朝着最早的中国迈进，对于共同祖先的崇拜仍然是维系血缘关系较近的部落之间以及部落内部团结一致的精神武器。
因为广阔的中原大地是农耕沃土，广泛的部落联盟以农耕为根基，正是注重血缘关系的农民塑造了最早的中国，所以祖先崇拜也就成为最早的中国的精神根脉和信仰支柱。
最早的中国，即是祖先的家国。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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