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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说走入了另一个极端，它的错误在于不承认塔岛技术悲剧的原理，认为一个封闭的中华大地就可以自我生长出灿烂的文明来。
实际上，自从西亚、东亚各自驯化野生植物，发展出原始的农业开始，东亚就不再是一个大号的塔岛。
在更早的现代智人扩张的时代，东亚就已经不再是人群和文化交流的孤岛了，它与欧亚大陆频繁地发生着交流，有一些人走进来，有一些人走出去，他们把思想、文化、技术、物种带来带去。
坚持西来说、本土说的人，都只看到或者只愿看到一枚硬币的一面，没有看到或者不愿看到硬币的另一面。
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口中所说的文明，是有其标准的。
不同的学者提出的标准会有所不同，但无外乎几个要素：（青铜）冶金术、城市、文字系统、信仰（宗教）体系。
一个被学者承认的古代文明不一定具备所有要素，但至少具备大部分要素。
举个例子，我们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已经具有了城市和信仰体系，但是缺乏冶金术和文字系统，因此国外主流学者并没有把良渚文化提升为“良渚文明”
。
国内学者则倾向于认为，以良渚文化的大型社会规模和治理能力，是当得起“良渚文明”
称号的。
因此，良渚社会算不算文明古国，还是一个争议话题。
从文明的标准和文明的进程看，中华文明能够诞生并屹立于东亚，正是中华大地在本土充足的人口数量和粮食产量、本土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吸收了来自西方世界的技术与物种，甚至一些思想与文化，一举脱胎换骨，把各种地区文化、技术熔炼成整体性的中华文明，迈向了“最早的中国”
。
青铜和家马，正是中华文明以及其他文明诞生的决定性推手，它们衍生出来的青铜武器和马拉战车，给古代势力提供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这种能力对于国家政权的建立至关重要。
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传输到北方草原后，在那里主要用于军事领域，增强了草原人群的战斗力，给了南方农耕社会以极大的压力，石峁古城展现的防御能力就是这种压力的反映。
稍后，青铜与家马扩散到北方地区，肯定也提升了中原地区各地人群的战斗力。
为了共同防御敌人，原本分散的各个部落会组成更大规模的强有力的部落联盟，打破族群、文化的界限。
在部落联盟内部，青铜技术和马车技术带来了远程军事输送能力。
过去一个偏远部族发动叛乱，联盟首领鞭长莫及，难以镇压，现在就可以迅速派出携带青铜武器、以马拉战车为核心的军队平定叛乱，震慑有二心的部族，从而使部落联盟内部更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朝着文明国家不断迈进。
此外，青铜技术在北方地区还起到了文明催化剂一样的重要作用。
青铜技术是文明古国诞生前夕的高科技，我们的祖先用青铜器取代了古老的陶器，作为祭祀和礼仪用品，创造出中华文明独有的礼乐文化，使部落联盟内部的文化建设更上一层楼，以和平的方式增强了内部凝聚力。
与此同时，外来物种使北方地区各个部落对于贸易有了更大的需求，从而促进了各个部落之间的紧密联系，对古代家畜的基因研究显示了这个趋势。
黄牛本来是从西方世界传入中国的，优质的黄牛品种可以给古代人群提供优质的劳作畜力和美味食物。
通过对当时各个文化人群养的黄牛基因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贸易交往已经非常频繁，原本各有居所的人群正在变得越来越紧密。
在当时的西北地区、东北地区和中原地区，如此大范围内，每个遗址中占比最高的黄牛基因型都是相同的。
其他几个黄牛基因型则占比很低，它们在各个遗址中的分布也不太一样。
这说明在北方地区黄牛的交流十分广泛，一种优质的家牛品种会让各个部落趋之若鹜。
有趣的是，中国上古传说竟然也讲述了牛羊贸易的故事。
根据《竹书纪年》《山海经》等古书记载，商王有一个叫作王亥的先祖，与兄弟一起赶着牛羊去有易氏部落做生意，被有易氏的贵族谋财害命。
王亥的儿子上甲微欲为父亲报仇，但是实力不够，直到4年后才借到河伯的兵，终于消灭了有易氏，为王亥报仇雪恨。
此后在商朝的甲骨文中，记录了后世商王祭祀上甲微，向他汇报目前本国的事项。
上甲微显然很受商朝人尊重，经常享受后代的祭祀。
上古传说的细节未必真实，但它所反映的先商部落进行远距离牲畜贸易的情景，应该是符合当时北方地区部落交往实际情况的。
上面这个传说也反映了当时北方地区动荡的状态，各个部落之间既有和平的商贸往来，也有暴力的兵戎相见。
从考古遗址中，学者们也能够读出那段动荡的历史。
仰韶温暖期本来是一段祖先们的快乐时光，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新的技术和物种不断涌现，广阔天地里的古人传播彼此的文化，生活变得越来越好了。
但是在距今约4500年前，北方地区进入了长达几百年的龙山时代，仰韶时代那种和谐社会土崩瓦解。
从龙山时代的遗址看，聚落开始构筑坚固的环壕，更大的聚落甚至修建城垣工事，对外防御强邻骚扰，对内凝聚部落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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