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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个人口数量可能也已经比渔猎采集时代高一个数量级了。
到距今7000—5000年前，也就是仰韶温暖期最为暖湿宜人的时候，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可能先是突破了100万大关，然后又逐步增加到200万左右，比起之前又增加了一个数量级。
在这个时期，以彩陶为标志的仰韶文化开始风靡中国北方。
在接下来的距今5000—4000年前，北方旱地农业已经相当成熟，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再次翻番，可能达到了400万~700万的规模。
到这个时期，似乎有来自几个方向的文化都向中原地区辐射。
以东北方为基地的红山文化越过燕山山脉，向中原扩散；正北方向内蒙古中部的文化越过阴山山脉，向中原挺进；以西面的陕西为基地的仰韶文化越过黄河，向中原扩散……
这种文化汇聚的现象，让学者们不禁联想起中国上古神话中黄帝、炎帝大战蚩尤的传说。
不论上古传说与真实的远古文化有几分吻合，此时中国北方大地上呈现出的文化景象就是—逐鹿中原。
逐鹿中原的参与者，与其说是来自各方的人群，不如说是来自各方的远古文化。
进入农耕时期后，大地上的人口增长了至少两个数量级，大量的民众开始定居生活，人口密度很大，而且形成了许多繁荣的聚落。
如果说农耕时期之前我们的祖先处于基因流动时代，那么现在我们的祖先更多地处于文化流动时代。
逐鹿中原并不是携带不同基因的人群向中原汇聚，而是不同地区的远古文化向四周扩散，包括向中原扩散。
这种扩散当然也是通过人员之间的交流实现的，但并不是像农业开始之前空旷大地上的人群迁徙，而是不同人群都有着相当多的人口，有着相当多的物产和文化产品，人群与人群间的交流更为频繁，他们通过馈赠、贸易等方式，输出自己的文化和技术，输入别人的文化和技术。
与北方地区人口爆炸式增长、各种文化逐鹿中原相对，南方地区似乎渐渐落在了后面。
除了前面谈到的良渚文化这个特例外，南方地区整体上处于不温不火的缓慢发展之中，一副“小邦寡民”
的模样。
在基因流动时代，南方曾是蓬勃发展的先行者，是携带不同基因的各种人群积蓄力量的摇篮、向北方扩张的始发站。
进入农耕时期后，为什么南强北弱的势头出现了反转，变成了南弱北强呢？
答案可能要从地理环境中寻找。
南方气温比北方高，自然环境中动植物资源丰富，遇到冰期受到的冲击也小，因此在农业出现之前，南方更适合从事渔猎采集的古人生存。
农业出现后，尤其是在北方地区以粟、黍、菽等农作物构成的旱作农业发展起来后，南方相对于北方的生存优势就消失了。
即使手握驯化出的水稻，与拥有容易开垦的黄土土壤、大片可以耕种的平原的北方相比，南方的农耕也劣势明显，比如：土壤多为紧密的黏土，植被太多遮盖土地，在青铜时代到来前，用石制工具开垦南方田地比北方困难；山岭密集，河网纵横，分割了原本就不多的可耕种平地；降雨量大，容易出现洪涝灾害；缺乏连片农耕区做物质基础，南方孕育的文化在规模上无法与北方的文化相比；水稻田的高产对于农业技术的要求更高，从育苗到收获，南方农民需要掌握平整水塘、修建水渠、维护田埂等一系列技术……南方相对于北方的再度崛起，至少要等到公元后几百年了。
农耕时代的来临，从基因方面给古老人群带来了两个变化。
其一是农业人口的基因逐渐占据了人类基因库的主流，凭借粮食养育的更多人口，原本狩猎采集者基因型一统天下的世界，转变为农民基因型越来越成为世界的主流、大众，狩猎采集者基因型越来越成为末流、小众。
其二是虽然农业人口增加了，但是人群之间的基因交流并没有相应增加，至少在农耕时代的早期如此。
一旦从漫山遍野暴走的狩猎采集者变成了俯身默默耕耘的农民，大量古老人群越来越倾向于定居生活，绝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就是围绕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打转转，除了自己所在的部落、村落外，几乎不再与远方其他人群发生关系。
这种不完全的“生殖隔离”
意味着，在仰韶温暖期时代，不同区域的农耕人群基本保持着自身的基因型特色，大规模的人群间基因融合，还要稍等一段时间才会降临到中华大地。
而站在距今4000多年前的历史节点上，文化的初步融合远比基因的交流融合更为蓬勃。
北方各路文化正纵横捭阖、群雄逐鹿，如同历史夜空中璀璨之群星。
很快，来自北方的罡风即将呼啸而来，给中华大地制造一次凤凰涅槃般的巨变，我们的祖先将走向下一个新时代。
小贴士 人类是如何开启农业的
在古代，养活一个五口之家，需要多大的土地？那要看他们靠什么方式获取食物。
依靠狩猎获得食物，每平方千米土地大概只能养活0.001~0.05人，也就是说，从事狩猎的五口之家需要100平方千米的“狩猎场”
。
依靠农业获得食物，中国古代有个形象的说法—三十亩地一头牛，可以养活五口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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