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栽培粟出现之后，黍的农业地位相应下降，不过它在北方仍然长期居于粮仓中的次席，是重要的辅助粮食。
黍影响至今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它定义了中国古代乃至当代的长度单位—尺。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要统一度量衡，于是选择中等大小的黍粒，用横排100粒的长度定义了一尺的标准，再用一尺为单位，制作成装粮食的斗，进而统一了质量单位，甚至还用尺这样的长度单位辅助制定了阴历。
你看，我们仍然生活在由黍厘定的世界之中。
另一种起源于中国北方的重要农作物是菽，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大豆。
与粟、黍这样的谷物粮食相比，菽胜在富含蛋白质、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相同质量的大豆的蛋白质含量是前两者的六七倍。
与其他豆科植物类似，大豆的主根和旁根上生有根瘤菌，能够利用空气中的氮元素合成蛋白质。
因此，大豆对于狩猎获得动物蛋白不足的古代人群具有非凡的意义，起码他们能够从大豆中获得大量植物蛋白作为营养补充。
菽的驯化可能比粟还要晚，驯化的时间、地点还没有搞清楚。
野生大豆广泛分布于从东北大兴安岭到西南云贵高原的地区。
在甲骨文中，出现了“受菽年”
与“受黍年”
同时占卜的现象，说明古人对这两种农作物的种植和收获季节相近，暗示了菽可能与黍的驯化区域相近。
因此有学者推测，在北方的燕山山脉附近的山地、盆地等光照好的区域，可能是栽培大豆的起源地。
到距今约4000年前，中国北方的辽河流域、黄河流域乃至南方的长江流域，都出现了由野生大豆驯化而来的栽培大豆。
之后甚至还产生了原始榨油的技术，说明古人已充分认识到了大豆的营养价值。
黍、粟、菽都起源于中国北方，它们的读音甚至都很接近，这不禁让人猜想，这样的读音在远古时代可能是古代人群对于可食植物或植物籽粒的一个统一的称呼，随着这些植物依次被驯化，它们的读音才略有分化。
在新仙女木期及之后出现的温暖期，“环球同此凉热”
，欧亚大陆的气候变化可能是类似的。
因此，在中国北方驯化出可以填饱肚子和增加营养的黍、粟、菽后，农作物迅速地从中国向外传播。
英国考古学家在距今约7000年前欧洲地区从黑海西岸到东欧和中欧的20多个不同地点，都发现了黍的遗迹。
毫无疑问，这是中国驯化的黍向西传播的结果。
粟的传播紧跟黍的脚步，欧洲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粟的实物证据的年代在距今5000年前，在距今3000年前粟的种植有明显增加。
粟可能是通过欧亚大陆的草原带，经过今天的黑海沿岸进入欧洲的。
粟还向东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列岛，比如韩国的一处遗址出土了粟，经过年代测定，距今约4500年；日本北海道距今4000年前的遗址中也出土了粟。
粟甚至向西南传播到了遥远的古印度。
有语言学家发现，古印度梵文中的粟的读音“Cinake”
，也用于指代中国。
粟可能是通过中国西南的横断山区的河谷，经过喜马拉雅山南麓走廊传播到古印度的。
所以，黍和粟不仅填饱了中国北方古人的胃，还填饱了广大欧亚大陆乃至周边岛屿上的人们的胃。
既然民以食为天，有了充足的粮食才有文化与文明，那么中国的黍和粟的西传，算不算5000多年前东亚对于西方文明的巨大推动呢？
水稻：亚洲的第一缕米饭香
东亚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怎么能少了南方古人的智慧结晶—水稻？
关于水稻的起源地曾经众说纷纭。
最早关注这个问题的西方学者发现，西方各种语言中“稻”
这个词汇的源头来自印度梵文，而印度恰好是野生水稻分布比较多的地区，因此他们猜测印度是水稻的起源地。
随后东南亚和中国境内也发现了大量的野生水稻，学者们的视线又转移到这些地方。
20世纪50年代，学者们提出水稻最初的驯化地点可能在东南亚，因为那里动植物种类繁多，有大量的野生水稻可以用于筛选和杂交试验。
以上观点都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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