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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后来解释字句,也叫做“故”
或“解”
。
“传”
,转也,兼有“故”
“解”
的各种意义。
如《春秋左氏传》补充故事,兼阐明《春秋》辞意。
《公羊传》《穀梁传》只阐明《春秋》辞意——用的是问答式的记言。
《易传》推演卦爻辞的意旨,也是铺排的记言。
《诗毛氏传》解释字句,并给每篇诗作小序,阐明辞意。
“注”
原只解释字句,但后来也有推演辞意,补充故事的。
用故事来说明或补充原文,以及一般解释辞意,大抵明白易晓。
《春秋》三传和《诗毛氏传》阐明辞意,却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所以支离破碎,无中生有。
注字句的本不该有大出入,但因对于辞意的见解不同,去取字义,也有各别的标准。
注辞意的出入更大。
像王弼注《周易》,实在是发挥老、庄的哲学;郭象注《庄子》,更是借了《庄子》发挥他自己的哲学。
南北朝人作群经“义疏”
,一面便是王弼等人的影响,一面也是翻译文体的间接影响。
这称为“义疏”
之学。
汉晋人作群经的注,注文简括,时代久了,有些便不容易通晓。
南北朝人给这些注作解释,也是补充材料,或推演辞意。
“义疏”
便是这个。
无论补充或推演,都得先解剖文义,这种解剖必然地比注文解剖经文更精细一层。
这种精细的却不算是破坏的解剖,似乎是佛典翻译的影响。
就中推演辞意的有些也只发挥老、庄之学,虽然也是无中生有,却能自成片段,便比汉人的支离破碎进步。
这是王弼等人的衣钵,也是魏晋以来哲学发展的表现。
这是又一种新文体的分化。
到了唐修《五经正义》,削去玄谈,力求切实,只以疏明注义为重。
解剖字句的工夫,至此而极详。
宋人所谓“注疏”
的文体,便成立在这时代。
后来清代的精详的考证文,就是从这里变化出来的。
不过佛典只是佛典,义疏只是义疏,当时没有人将这些当作“文”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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