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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诗原是男女私情之作，他更不管了。
可是这样办正是“诗言志”
，在那回宴会里，赵孟就和子太叔说了“诗以言志”
这句话。
到了孔子时代，赋诗的事已经不行了，孔子却采取了断章取义的办法，用《诗》来讨论做学问做人的道理。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5），本来说的是治玉，将玉比人，他却用来教训学生做学问的工夫（6）。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
（7），本来说的是美人，所谓天生丽质。
他却拉出末句来比方作画，说先有白底子，才会有画，是一步步进展的；作画还是比方，他说的是文化，人先是朴野的，后来才进展了文化——文化必须修养而得，并不是与生俱来的（8）。
他如此解诗，所以说“思无邪”
一句话可以包括“诗三百”
的道理（9）；又说诗可以鼓舞人，联合人，增加阅历，发泄牢骚，事父事君的道理都在里面（10）。
孔子以后，“诗三百”
成为儒家的“六经”
之一，《庄子》和《荀子》里都说到“诗言志”
，那个“志”
便指教化而言。
但春秋时列国的赋诗只是用诗，并非解诗；那时诗的主要作用还在乐歌，因乐歌而加以借用，不过是一种方便罢了。
至于诗篇本来的意义，那时原很明白，用不着讨论。
到了孔子时代，诗已经不常歌唱了，诗篇本来的意义，经过了多年的借用，也渐渐含糊了。
他就按着借用的办法，根据他教授学生的需要，断章取义地来解释那些诗篇。
后来解释《诗经》的儒生都跟着他的脚步走。
最有权威的毛氏《诗传》和郑玄《诗笺》差不多全是断章取义，甚至断句取义——断句取义是在一句两句里拉出一个两个字来发挥，比起断章取义，真是变本加厉了。
毛氏有两个人：一个毛亨，汉时鲁国人，人称为大毛公；一个毛苌，赵国人，人称为小毛公。
是大毛公创始《诗经》的注解，传给小毛公，在小毛公手里完成的。
郑玄是东汉人，他是专给《毛传》作《笺》的，有时也采取别家的解说；不过别家的解说在原则上也还和毛氏一鼻孔出气，他们都是以史证诗。
他们接受了孔子“无邪”
的见解，又摘取了孟子的“知人论世”
的见解，以为用孔子的诗的哲学，别裁古代的史说，拿来证明那些诗篇是什么时代作的，为什么事作的，便是孟子所谓“以意逆志”
（11）。
其实孟子所谓“以意逆志”
倒是说要看全篇大意，不可拘泥在字句上，与他们不同。
他们这样猜出来的作诗人的志，自然不会与作诗人相合，但那种志倒是关联着政治教化而与“诗言志”
一语相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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