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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生所谓“道”
本来只是“所由适于治之路”
,本来只是人事,而非天道。
人事有所不到,便有偏有弊,这都是“道之失”
,即是人事之失。
补弊举偏,救溢扶衰,拨乱反正,这是改制,是变法,不是变道。
故他很沉痛的主张变法:
今汉继秦之后,如朽木粪墙矣。
虽欲善治之,无可奈何。
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如以汤止沸,抱薪救火,愈甚,无益也。
窃譬之,琴瑟不调甚者,必解而更张之,乃可鼓也。
为政而不行甚者,必变而更化之,乃可理也。
当更张而不更张,虽有良工,不能善调也。
当更化而不更化,虽有大贤,不能善治也。
故汉得天下以来,常欲善治而至今不可善治者,失之于当更化而不更化也。
古人有言曰,临渊羡鱼不如归而结网。
今临政而愿治,七十余岁矣,不如退而更化。
更化则可善治,善治则灾害日去,福禄日来。
(《对策》一)
这便是贾生的有为主义。
贾生的有为主义得罪了当时的权臣贵人,终于迁谪而死。
晁错的有为主义终于害他自己朝衣斩于东市。
董仲舒的有为主义也使他下狱,定死罪,幸而不死,也落得废弃终身。
他们都是有为论的牺牲者。
然而董生自己不曾说吗?
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汉书》五六。
《繁露》三十二作“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
。
)
三、汉初儒生提出的社会政治问题
少年的贾谊要文帝“改正朔,易服色”
,又要用“三表五饵以系单于”
,遂为后人所嘲笑(《汉书》四十八传赞)。
但他的谏书提出了一些社会政治问题,遂开了后来儒生改革事业的起点。
后来的儒生高谈社会问题,主持政治改革,从晁错到王莽,从董仲舒到王安石,都可以说是贾谊开的风气。
我们先略述贾谊当日提出的一些重要问题,来表示儒家的有为主义的色彩。
他提出的问题之中,他认为最迫切的,——可为痛哭的,——是怎样解决那汉高帝造成的新封建局面。
汉高帝以为秦帝国废除同姓封藩,以致孤立而亡,故汉初分封功臣为诸侯,子弟为诸王,最大者有九国(燕,代,齐,赵,梁,楚,吴,淮南,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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