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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学时代，人们仍然绘画作诗，但是黑格尔说，不管上帝看到现代艺术作品有多精彩，也不管我们“在圣父和圣母玛利亚的形象中”
发现何种尊严和完美，这些全无用处：我们不再屈膝于天神，我们久已不再虔诚地跪服在上帝面前。
创造力、大胆的探索和新的发明取代了“直接关联”
的艺术。
根据黑格尔的观点，纯艺术最伟大的成就是摆脱了先前的责任性，不再是“严肃”
的东西，而是“以形式的从容”
让灵魂从“陷入现实牢笼的痛苦”
中得到升华。
我不知道今天还有谁还能发出这样的声音，宣称艺术可以让“陷入现实牢笼痛苦”
的灵魂得到升华。
我也难以确定，此刻纯科学的理性探究精神占据着人的中心考量。
这个中心（也许是暂时的）似乎被我所描述的危机占领着。
19世纪的欧洲作家中有许多不甘放弃文学与主要人类活动之间的关联。
这种想法会让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感到震惊。
但在西方，伟大的艺术与广大民众渐行渐远，形成了对普通读者和中产阶级的明显蔑视。
他们中的精英看清了欧洲产生的是何种文明：炫丽但动**而脆弱，面临被大灾难吞噬。
这是历史学家埃里克·奥尔巴克告诉我们的。
他说，这些作家中有些创作了“奇怪但朦胧中让人感到害怕的作品，或以悖论的和极端的观点让公众震惊。
或是出于对公众的不屑，或出于他们自己小圈子的灵感，或存在致使其无法简单而真实地书写的某些不幸缺陷，他们中的许多人不在乎所写的作品是否便于读者的理解。”
在20世纪，他们的作品仍然产生着主要影响，因为尽管展示了激进和创新，我们的同代人其实仍然十分保守。
他们跟随着19世纪的引领，维持着昔日的标准，以一种与上世纪大同小异的方法阐释历史和社会。
如果他们感觉到文学可能再一次卷入“中心考量”
之中，如果他们认识到存在着一种从边缘返回的渴望——回归简单真实的强烈愿望已经呈现，他们今天会怎么做？
当然我们无法仅仅因为想要回归中心而能够回归，但是人们需要作家，这点对我们具有重要性，而且危机的力量如此之大，呼唤着我们重返中心。
开药方必将无济于事。
没有人能告诉作家该做什么。
想象力必须找到自己的路径。
但我们可以热切地期望，他们——我们——可以从边缘返回中心。
我们作家无法充分地代表人类。
美国人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心理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新闻记者，还有作家又如何描述他们？在一种契约精神的光照之下，他们看到的是再熟悉不过的自身行为。
这种在罗布-格里耶和我看来如此乏味的契约精神光照之下的形象，产生于当代世界观：我们把消费者、公务员、足球迷、情侣、看电视人写进书中。
契约精神光照之下他们的生存徒具形骸。
还有另一种人生，来自持续的自我意识，拒绝那种光照塑型的虚假生活——即为我们定制的活着的死亡。
它是虚假的，我们心知肚明，我们从未放弃对它进行支离破碎的秘密抵制，因为那种抵制产生于持续的直觉感受。
也许人类无法承受太多现实，但也无法容忍太多的非现实，太多对真实的滥用。
我们没把自己想象得太好；我们没有足够思考我们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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