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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久之，他们也觉得“物”
的范围太广泛了，没有法子应付。
所以程子首先把“物”
的范围缩小到三项：（一）读书穷理；（二）尚论古人；（三）应事接物。
后来程朱一派都依着这三项的小范围，把那“凡天下之物”
的大范围完全丢了。
范围越缩越小，后来竟从“读书穷理”
更缩到“居敬穷理”
，“静坐穷理”
，离科学的境界更远了。
明朝有个理学家王阳明（王守仁），他曾讥笑程子、朱子的格物方法。
他说：“即物穷理是走不通的路。
我们曾实地试验过来。
有一天，一位姓钱的朋友想实行格物，我叫他去格庭前的竹子。
钱先生坐在竹子边，格了三天三夜，格不出道理来。
我就自己去试试，一连格了七天，也格不出道理来。
我们只好叹口气，说，圣贤是做不成的了，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大的精力去格物！”
王阳明这段话最可以表示中国的士大夫从来没有研究自然的风气，从来没有实验科学的方法，所以虽然有“格物致知”
的理想，终不能实行“即物穷理”
，终不能建立科学。
十七世纪以后的“朴学”
（又叫做“汉学”
），用精密的方法去研究训诂音韵，去校勘古书。
他们做学问的方法是科学的，他们的实事求是的精神也是科学的。
但他们的范围还跳不出“读书穷理”
的小范围，还没有做到那“即物穷理”
的科学大范围。
所以我们中国人的科学遗产只有两件：一是程子、朱子提出的“即物穷理”
的科学目标，一是三百年来朴学家实行的“实事求是”
的科学精神与方法。
我们现在和将来的努力，要把这两项遗产打成一片：要用那朴学家“实事求是”
的精神与方法来实行理学家“即物穷理”
的理想。
1933，1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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