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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闻道”
之名不可轻以许人，犹圣贤之不可学而至。
……夫圣贤不可至，……虽然，安可以自弃乎哉？……夫戴氏论性道，莫备于其论孟子之书；而其所以名其书者，曰《孟子字义疏证》。
然则非言性命之旨也，训故而已矣，度数而已矣。
要之，戴氏之学，其有功于六经孔孟之言甚大。
使后之学者无驰心于高妙，而明察于人伦庶物之间，必自戴氏始也。
（全书引见江藩：《汉学师承记》卷六《洪榜传》，又转载于《耆献类征》卷一四七，页十七~十九。
）
洪榜这封长书，给戴氏辩护很有力；他确是能了解戴学的一个人。
只可惜他活到三十五岁（1779）就死了，竟不能发挥光大戴氏的哲学。
洪榜书中末段说戴氏自名其书为《孟子字义疏证》，可见那不是“言性命”
，还只是谈“训故，度数”
。
这确是戴震的一片苦心。
戴氏作此书，初名为《绪言》，大有老实不客气要建立一种新哲学之意。
至乾隆丙辰（1776），此书仍名《绪言》。
是年之冬至次年（1777）之春，他修改此书，改名《孟子字义疏证》。
那年他就死了（此段故事，段玉裁《答程易田丈书》考证最详，我全依据此书）。
大概他知道程朱的权威不可轻犯，不得已而如此做。
这是他“戴着红顶子讲革命”
的苦心，不料当日拥护程朱的人的反对仍旧是免不了的。
他的同乡朋友程晋芳（1718～1784）作《正学论》，其中有一篇前半痛骂颜元与李塨，后半专骂戴震。
他说：
近代一二儒家（指戴氏），又以为程朱之学，禅学也。
人之为人，情而已矣。
圣人之教人也，顺乎情而已。
宋儒尊性而卑情，即二氏之术；其理愈高，其论愈严，而其不近人情愈甚；虽日攻二氏，而实则身陷其中而不觉。
嗟乎，为斯说者，徒以便己之私，而不知其大祸仁义又在释老上矣！
夫所谓“情”
者，何也？使喜怒哀乐发皆中节，则依然情之本乎性者也。
如吾情有不得已者，顺之，勿抑之，则嗜欲横决非始于情之不得已乎？匡、张、孔、马迫于时势而诡随，马融、蔡邕迫于威力而丧节，亦可以不得已谅之乎？（《勉行堂文集》，《正学论》三）
这正是戴震要排斥的谬论。
戴震明明承认人有情，有欲，有知；他何尝说“人之为人，情而已矣”
？程氏又主张，虽有“不得已”
的情，也应当抑制下去。
这正是戴氏说的“虽视人之饥寒号呼，男女哀怨，以至垂死冀生，无非人欲”
。
这正是近世社会所以这样冷酷残忍的原因。
戴氏对这种不近人情的道学，提出大声的抗议，这正是他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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