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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虽不愿加入古文今文的纷争，但我老实说，从哲学史上看来，《春秋》当以《公羊传》为正宗，《榖梁传》还可供参证，《左传》只可当文学书看，没有哲学史料的价值了。
胡毋生当景帝时年已老了，他的影响不很大。
《史记》说“汉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为明于《春秋》，其传公羊氏也。”
太史公《自序》极推崇董生，董生的势力能压倒一个主张《榖梁传》的公孙丞相，能使《公羊传》独列于学官。
可见他的学说影响真不小。
细看董生的学说，所有得力受病之处，都在《春秋》。
《春秋》本来没有什么哲学可说，至多不过是“寓褒贬，别善恶”
的正名主义的应用而已。
但公羊一派的《春秋》学从这个正名主义的观点上敷演出许多意义来，——或者可说，他们把许多意义读到《春秋》里面去。
无论是他们寻出来的，或是读进去的，他们造成了一种《公羊春秋》的学说，从董仲舒到我们同时的康有为、崔适，影响了不少人的思想。
三、名学
我常说一部《春秋》是孔门的应用名学。
孔子的名学只在一个正名主义。
一部《春秋》只是这个正名主义的应用。
董仲舒的名学也只是一个正名主义。
《春秋繁露》（以下省称《繁露》）说：
治天下之端在审辨大，辨大之端，在深察名号。
“辨”
是分别。
“大”
就是名学上说的“全称”
，也叫做“共相”
。
他说治天下的起点在于能晓得辨别大小。
辨别大小的起点在于深察名号。
他接着说：
名者，大理之首章也。
录其首章之意，以窥其中之事，则是非可知，逆顺自著。
其几通于天地矣。
“大理”
是“大之理”
。
大小的分别，最先表现于名字上。
今且用原篇中的例：
享鬼神者，号一，曰“祭”
。
祭之散名：春曰祠，夏曰礿，秋曰尝，冬曰烝。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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