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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变化的，而且指出“物种”
为什么会变化又如何变化，这种思想上的大革命在哲学上产生了几种重要的影响。
最明显的是打破有意志的上帝观念。
如果一切生物都能随时改变和淘汰不适应生存竞争的变异，求取适应环境的变异，才能适应环境，那就用不着有意志的主宰来预先计划、限定。
况且生存的竞争很残酷；若有一个有意志的主宰，为何生物界还会有这种惨剧呢？
当时的大植物学家亚萨·格雷始终坚持上帝主宰的观念。
达尔文曾答复他：
我看见一只鸟，想吃它，就开枪打死了：这是我有意做的事。
一个无罪的人站在树下，触电而死，难道你相信那是上帝有意杀了他吗？有许多人竟然相信，我不信。
如果你相信这个，我再问你：当一只燕子吞了一个小虫，难道那也是上帝命定燕子应该在那个时候吞下那只虫子吗？
我相信触电的人和被吞的小虫是同样的例子。
如果人和虫子的死都不是命定的，为什么我们偏要相信他们的“种”
生来就是有意设计好的呢？
三、基本观念和对哲学的影响
达尔文的学说在这五十年中，逐渐得到证实与修正，这都是五十年来科学史上的材料越来越丰富的缘故，我不必在这里详说了。
我现在单说他的演化论的基本观念以及在哲学思想上的影响。
1.基本观念
达尔文的主要观念是：“物种起源于自然选择，只有生存竞争里最适宜的种族才能保存下来。”
他的几部书只是用无数的证据与事例来证明这个大原则。
在哲学史上，这个观念是一个革命的观念；单单书名——《物种起源》——把“物种”
和“起源”
连在一块，已经是革命的表现。
因为自古代以来，哲学家总以为“物种”
是不变的，一成不变就没有“起源”
了。
例如一粒橡子，渐渐生根发芽，不久满一尺，接着长成小橡树，最后长成大橡树。
这虽是很大的变化，但变来变去还只是一株橡树。
橡子不会变成鸭脚树，也不会变成枇杷树。
千年前如此，千年后也还如此。
这个变而不变之中，好像有一条规定的路线，好像有一个前定的范围，好像有一个固定的法式。
这个法式的范围，亚里士多德叫他做“哀多斯”
，译作“形式”
。
中古的经院学者译作“斯比西斯”
，正译为“种”
。
这个变中不变的“种”
的观念，成为欧洲思想史的唯一基本观念。
学者不去研究变的现象，却去寻找现象背后的那个不变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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