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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师能同时明白反抗理学的，只有戴震一派。
戴学后来虽然声势浩大，但真正的传人其实很少：传得考订训诂之学的最多，传得戴震大胆破坏的精神的已不多了，传得他的建设的思想的竟没有一个人。
（参看胡适《戴东原的哲学》，页八十至一九七。
）
戴震死于1777年，这一百五十年中（1777至1927）正统的理学虽然因为“朴学”
的风尚，减了不少的气焰，然而终因为缺乏明白自觉的批评与攻击，理学的潜势力依然存在，理学造成的种种不近人情的社会礼俗也依然存在。
到了最近一二十年中，中国的学者学得西洋正统哲学（也是富有中古宗教的遗毒的）的皮毛，回转头来做点杂糅傅合的工夫，于是正统的理学居然又成为国粹的上上品；捧场鼓吹的人又不少了。
民国十二年（1923），中国的思想界里忽然起了一场很激烈的笔战，当时叫做“科学与玄学的论战”
。
（参看《科学与人生观》，亚东图书馆出版。
）
国内许多学者都加入这个笔战，大家笔端都不免带点情感，一时笔飞墨舞，题外出题，节外生枝，打到后来，大家都有点莫名其妙了。
现在事过境迁，我们回来凭吊古战场，徘徊反省，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这场战事，方才明白原来这场争论还只是拥护理学与排斥理学的历史的一小段。
引起争端的导火线是张君劢先生的一篇《人生观》，在此文里，张先生很明白地说：
自孔孟以至宋元明之理学家，侧重内心生活之修养，其结果为精神文明。
三百年来之欧洲，侧重以人力支配自然界，故其结果为物质文明。
第一个出来攻打张君劢先生的便是丁文江先生，他认清了论争之点，故他的题目便是《玄学与科学》。
丁先生一方面极力拥护科学，科学不但无所谓向外，而且是教育同修养最好的工具，因为天天求真理，时时想破除成见，不但使学科学的人有求真理的能力，而且有爱真理的诚心……
拿论理来训练他的意想，而意想力愈增；用经验来指示他的直觉，而直觉力愈活；了然于宇宙生物心理种种的关系，才能够真知道生活的乐趣。
这种“活泼泼地”
心境，只有拿望远镜仰察过天空的虚漠，用显微镜俯视过生物的幽微的人，方能参领得透彻。
——又岂是枯坐谈禅，妄言玄理的人所能梦见？他一方面又很明白地排斥理学：
明末陆、王学派风行天下。
……士大夫不知古又不知今，……有起事来，如痴子一般，毫无办法。
陕西的两个流贼，居然做了满洲人的前驱。
单是张献忠在四川杀死的人，比这一次欧战死的人已经多了一倍以上。
……这种精神文明有什么价值？配不配拿来做招牌攻击科学？
这些议论都可见当日所谓“科学与玄学”
的争论其实只是理字与反理学的争论的再起。
丁先生是科学家，走的是那条纯理智的格物致知的路。
张先生推崇“内心生活”
，走的仍是那半宗教半玄学的理学的路。
张君劢先生的《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洋洋几万字，然其结论仍然是明白地指斥物质文明与主张“新宋学”
的复活。
在这里我们更可以明瞭这一次论战的历史的意义了。
当时参加这次笔战的人都不曾见到这一点历史的意义，——我在那年十一月底做《科学与人生观》论集的序时，也不曾明瞭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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