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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
明儒吕坤有《语录》一书，论理云：“天地间惟理与势最尊，理又尊之尊也。
庙堂之上言理，则天子不得以势相夺。
即相夺，而理则常伸于天下万世。”
（适按，此语见吕坤的《呻吟语》。
）此真邪说也！
孔子自言事君尽礼，未闻持理以与君抗（与君抗，《文集·理说》作要君）者。
吕氏此言，乱臣贼子之萌也。
（《论语通释》第十二章，第二条，即《文集·理说》末段。
）
戴震反抗的“理”
乃是那“尊者以理责卑，长者以理责幼，贵者以理责贱”
之理；他并不反对“卑者幼者贱者以理争之”
（看《疏证》十，又四十三）。
戴震用他的新理学来反抗程朱的威权，这种精神正是焦循所痛骂的“持理以与君抗”
的精神。
宋明的理学家持理以与君抗，这种精神是可敬的；然而他们不能细心考察他们所持的理是否全出于意气，那是宋朝争濮议，明朝争三案的许多正人君子的大缺点。
戴学要人注意那辨别是非的工具——心知之明；要人于“天地之大，人物之蕃，为之委曲条分；苟得其理矣，如直者之中悬，平者之中水，圆者之中规，方者之中矩，然后推诸天下万世而准”
（《疏证》十三）。
这样求得的理，可以拿来反抗孔孟，何况程朱！
可以拿来反抗程朱，何况皇帝！
惟多学乃知天下之性情名物不可以一端尽之。
不可以一端尽之，然后约之以礼。
以礼自约，则始而克己以复礼，既而善与人同，大而化之。
（《论语通释》第十二章，第四条）
这是良知家的常谈，不是戴震提倡的理学。
焦循的同乡亲戚阮元（1764～1849）是戴学的一个最有力的护法。
他少年时与戴学的大师王念孙、任大椿等人做朋友，作《考工记·车制图解》，有江永、戴震诸人所未发的精义。
他从科第进身，做过几省的学政，巡抚浙江最久，又巡抚江西、河南两省；升湖广总督，后总督两广十年之久，总督云贵也十年之久。
他在浙江立诂经精舍，选高材生读书其中，课以经、史、小学、天文、地理、算法，“许各搜讨书传，不用扃试糊名法”
。
他在广州设立学海堂，也用诂经精舍的遗规。
当时这两个书院成为国中两大学院；一时学者多出于其中（看孙星衍：《平津馆文稿》下，《诂经精舍题名碑记》）。
他的特别长处，在于能收罗一时大师，请他们合作，编辑重大的书籍，如《经籍纂诂》《十三经校勘记》《畴人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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