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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为董仲舒所以造出这种学说的理由，只因为他有一个“屈君而伸天”
的观念（说详上章），要想用灾异的话来做一种裁制君权的利器。
那是有深意的主张。
再不然，便是因为他本是有道士气的人，心中迷信天变阴阳之事，故附会《春秋》以成此说。
这是无深意的主张。
无论怎样，董仲舒创出了这灾异派的《春秋》学。
这一派的根本方法（逻辑）也要算他所说的为最明白。
他说：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
是故天下有物，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亡所疑矣（“议高庙高园便殿灾”
，见《五行志》）
这是一切灾异家的逻辑。
其实只是一种极浮浅的“历史的援例法”
。
所重的只在“同比”
“伦类”
的现象。
例如《春秋》定二年，两观灾，天意要鲁侯去“僭礼之臣”
，哀三年，桓宫、釐宮灾，“天意若曰，燔贵而去不义”
；哀公不能懂得，故四年亳社又灾。
凡此皆天意欲鲁国“去乱臣而用圣人”
。
这都是历史上的例。
今武帝时辽东高庙灾，后来高园便殿又灾，是与《春秋》所书为“同比”
，由此类推，可见天意要武帝“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诛之。
……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便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
（《五行志》上）这种论理，全是援例类推之法，一切灾异家，无论《春秋》派、《洪范》派，所用的都是这种论理（参看《五行志》）。
附会《春秋》的灾异家，董仲舒之外，如他的弟子眭孟、吕步舒皆是；还有刘向治《榖梁春秋》，刘歆治《左氏传》，两人又皆傅会《洪范》，另见下节。
二、道士派的《洪范》学
《洪范》一篇，《左传》引三次，皆称《商书》《襄三》《文五》《成六》。
《墨子·兼爱》下引作《周诗》，《吕氏春秋》引两次，称《鸿范》（《君守》《贵公》）；《荀子》引两次，称《书》（《修身》《天论》）。
汉以前人所引《洪范》的话，不过这几处，却没有一处引到五行之说的；所引的大都是“无偏无党，王道****”
等格言。
又《孔丛子》论《书》说：“《洪范》可以观度。”
又说：“吾于《洪范》见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恶而质人之美也。”
若他所说是今本的《洪范》，这话便毫无意义。
因此，我疑心《洪范》原本不过是一些道德常识的格言，并无那些道士派的话头。
更可疑的是《汉书·五行志》把《洪范》篇首自“惟十有三祀”
起，至“彝伦攸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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