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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
何以明之？盖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
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
汉学家专泥训诂，如高子说《诗》，所以多不可通。
……故义理原不出训诂之外（适按，此言与上文“义理有时实有在语言文字之外者”
一句正相矛盾），而必非汉学家所守之训诂能尽得义理之真也。
方氏的话也不是完全不能成立的。
小学大学之分自是误从朱子，李塨的《大学辨业》与《圣门学规纂》已有很明快的驳论了。
汉儒说经实多谬误；但此言只可用来打倒惠氏一派的真正汉学，而不能打倒戴氏以下的清学。
戴学本不拘守汉儒；他的大弟子王念孙、段玉裁等都能打破汉儒的束缚。
方东树也曾说高邮王氏《经义述闻》“实足令郑朱俯首，自汉唐以来未有其比也”
。
清学的大师重在方法的精密；他们的训诂考证固然未必“能尽得义理之真”
，但治古书终不能不用这种方法。
若因为汉儒有谬误，而就完全抹杀清儒采用的方法，而就妄想求古书的义理于语言文字之外，那就是根本上错误了。
清儒治经确有太拘泥汉儒之弊，也确有过信《说文》之弊。
方东树指出迷信《说文》的十五谬都是不错的。
但这也不足以攻诋戴学。
搜集古训诂来作治古书的根据，这是清儒的一个基本方法。
迷信《说文》固是可笑；但轻视古训诂而空谈义理，更是可笑了。
方东树最爱谈义理，但他自己实在不曾明白他所谓“义理”
是什么东西。
义理应该分两层说：一是古经的意义，一是后人的见解。
清代学者略有点历史的眼光，故能指出宋儒用主观见解来说古经的毛病。
我们也应该认清楚：治古书是要依据古训诂的；古训诂有不完全之处，我们应该用精密的归纳比较，求出古书的意义。
我们不可认后人的主观见解为古书的义理。
方东树的根本毛病即在于误认宋儒的义理为“直与孔曾思孟无二”
。
这种完全缺乏历史眼光的成见是不配批评清儒的方法的。
其实，方东树最痛恨的还是清儒（尤其是戴学）对于理学的态度。
清学反抗宋明的“心学”
“理学”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屡引戴震的话，排斥传心之学；阎若璩在《古文尚书疏证》里指出“人心惟危道心惟微”
的话是出于“道经”
，更动摇了心学的根据与权威。
方东树大抱不平，发为驳论道：
夫所恶于禅学即心是道者，谓其专事明心，断知见，绝义理，用心如墙壁，以徼幸于一旦之洒然证悟。
若夫圣人之教，兢业以持心，又精择明善以要于执中，尚有何病？……愚尝反复究思之，无论伪古文足信与否，……只此二语即出于巷说里谚，亦当平心审谛，断然信其精粹无疵，不诡于道，足以质古圣而无疑。
这是何等坚强的信仰！
这样盲目的信仰往往能阻碍他对于反对派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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